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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9-19 | 来源: 梦溪 | 有3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甘肃杨改兰杀子事件日前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并通过一篇评论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掀起舆论漩涡。其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海燕针对该事件，写了一篇名为《“盛世蝼蚁”悲剧后，媒体能做什么？》的文章。文内指出，媒体对家庭纠纷细节的讨论，容易让人忽视对公共政策的检讨，也忽略了由此基点出发，对相关信息的进一步调查和追问。在围绕这件惨案的种种讨论中，我们能够反思什么？对中国农村处境，又能有怎样的理解？
中国贫困人群（图源：Reuters/VCG）
报导焦点的转移
周海燕教授在文章中将香港的一起惨剧与杨改兰这一悲剧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对媒体的调查思路和报导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一起惨剧震惊全港：一位母亲将一双儿女捆绑手脚，自24楼推下，而后跳楼自杀。发生惨剧的家庭中，47岁的父亲陈启林罹患鼻咽癌，在医院治疗，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亲手将他们推出楼外的母亲麦福娣，是领取失业综援仍然生活艰难的内地来港移民，事发时36岁。
针对此事，媒体的调查是这样进行的。从麦福娣的家庭入手，其母亲有精神病史，在怀着麦福娣期间，与前夫离婚，生下的麦福娣则跟随继父姓。麦的童年曾经遭受继父虐待，后回到外婆家长大并与同村香港居民陈启林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前往香港与陈定居，但生活贫苦，需要领综援金度日。从而得出结论，陈的患病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周教授特别指出，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媒体报导。媒体并不只仅仅关注到此一家庭内部的特殊状况，而是更多讨论：类似天水围这样的新市镇社区，如何能够增加更多公共健康资源，如何增加更多社工服务，如何对面临困境的家庭及时施以援手。媒体对现状的调查、对政府的批评与建议、政府的自我检讨，都聚焦于公共议题而非麦家的个体，力求通过社区扶持和社会救助等公共产品，使麦福娣事件中透露出的天水围“悲情城市”状况有所改善。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推导手法，层层剥茧，将深层的问题逐渐展现在公众面前，由个体的问题扩展至一类问题，从而暴露出短板，为问题的解决甚至提供可行性的办法。
对比一下发生在8月24日下午的杨改兰杀子自杀事件。周教授通过对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媒体的讨论分析后说，媒体多经历了从贫困问题转向杨有无精神疾患的质证，而后再转向杨家家庭纠纷，尤其是老人的“控制欲”问题。
不难看出，大陆的媒体在报导过程中，由对大范围的社会贫困问题的质疑最终转向个人的精神因素。报道手法不同，不足以大惊小怪，但在这过程中，讨论的焦点已悄悄发生变化：是制度问题？还是当事人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导致了这起极端事件？周教授最后指出无人伸出援手的绝望，才是杨改兰、麦福娣们不堪重负最终崩溃的原因所在。
至此，媒体的引导与责任似乎已不可避免。大陆对自己媒体的指责以及西方等国家对大陆媒体的指责，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不过，媒体真的这么罪不可赦吗？
社会中的守望者
不可否认，媒体对舆论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对社会问题的诚实披露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社会有机体中，二者向来互相影响。举凡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新闻媒体的调整与变化。另一方面，媒体的任务又是多元的，不是被动消极地告诉敌之既来，更应进一步正确地反映现实环境，用正确而公平的手法揭示社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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