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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11-25 | 來源: 觀察者網 | 有7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1月3日，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汪暉和北京大學教授章永樂在清華大學時代論壇上就“中國模式”進行討論。觀察者網獲章永樂教授授權，刊載其在會上的解說。解說由兩部分構成，壹部分點評貝淡寧教授關於“賢能政治”的演講，在演講基礎上講解“賢能政治”在中國的實踐，另壹部分為問答階段回應關於腐敗和高層領導選拔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
剛才汪暉老師從非常宏觀的歷史與理論視野來思考賢能政治，我想接著汪老師和貝老師的話題，繼續討論壹下賢能政治的中國實踐。
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兩個因素的結合：壹是繼承於帝制時代的官僚制度，贰是誕生於20世紀革命的新式政黨。這種結合的發生，有壹個非常深厚的歷史根源。19世紀，英國、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都在大力推進官僚制的建設，尤其是英、美兩國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推進。中國的官僚制原來可以說是列國之中最為成熟的，尤其是有持續千年以上的科舉制度。但是，當西方國家19世紀在大力推進國家建設的時候，19世紀清王朝經歷的是壹個國家崩潰的過程，此後又發生辛亥革命，形成軍省格局。我做過民國時期的憲法變遷的研究，當時的中國可以說試驗了許多不同的政制，但是，因為中國的國家出現了碎片化，各種舶來的政制最終都無法實現政治整合。
國家碎片化問題最終是怎麼解決的呢？引入蘇俄的建黨經驗之後，中國的政治組織化程度發生了壹場飛躍，而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實際上走得比蘇俄更遠，比如 “支部建在連上”，就比蘇軍的權威結構更強調黨的政治領導。通過革命，中國建立起官僚制和新式政黨相結合的政治。這讓帝國時代的官僚制遺產煥發了新的生機，它現在可以真正深入基層社會，同時提升了自身的理性化程度。而新式政黨的存在，又會從理念上強調科層體系中的官員要講政治，要對群眾負責，並發展出了通過群眾運動來問責的壹些實踐，當然，有經驗也有教訓。
但這兩種要素畢竟遵循不同的組織原理，結合在壹起時，還是會出現壹種緊張，這種緊張在毛澤東時代表現得比較明顯。強調重工業的計劃經濟會不斷促進官僚化，科層體系裡講“專”，上層和基層的關系會越拉越遠；但毛澤東堅持這個政黨的許多源初理想，強調“紅”，對扁平化的、更貼近基層群眾的管理方式感興趣，但我們知道扁平化的組織方式在幹很多大事的時候並不是最有效率的。“又紅又專”落實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在具體實踐中，也就會發生壹些此消彼長的新變化。
美國政治學家Susan Shirk曾把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模式稱為“德性政治”（virtuocracy），我們有些學者就直譯為“德治”。“德性政治”的特點就是它特別重視壹個人的政治覺悟，而不是把客觀的勞動績效產出放在第壹位。我們過去選勞模，就是非常重視政治覺悟的，許多勞動崗位做的工作很平凡很普通，算產出的績效肯定不會高，但是如果在勞動中表現出了過人的德性，那麼就可以成為別人模仿的榜樣。而勞動模范在幹部培養體系中曾經是比較受重視的。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如張百發、李瑞環，都是從人民大會堂工地上走出來的勞模，後來當了大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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