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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09-19 | 來源: 冰點周刊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如果產量能衡量藝術，深圳的大芬油畫村大概是世上藝術氣息最濃厚的地方。鼎盛時，全球接近60%的油畫都從這個僅0.4平方公裡的城中村裡源源流出。
30年前，大芬村還是“大糞村”，因為村前水溝臭氣熏天。
在導演余海波的紀錄片《中國梵高》裡，大芬村有著截然不同的兩面：油畫光鮮亮麗，但作畫的兩口子會在走廊裡爆吵，滿身汗漬的疲倦畫工們橫柒豎八地裸躺在地上休息。對徒弟不滿的老畫師把畫筆砸到地上，不耐煩的學生又把它壹腳踢開。
他漸漸發現，這些畫工與梵高等大師相隔百年，卻都“在困頓中試圖喚醒自身”。
備受貧困和精神問題折磨的梵高37歲時死去了。他生前只賣出了壹幅畫，死後卻成了“世界上最昂貴的畫家”。
梵高曾寫給弟弟壹段話：“親愛的提奧，我正走向壹個看似很近的地方，但也許它很遙遠。”
金錢、速度與熱鬧
趙小勇被稱為“中國梵高”，20年裡，他臨摹梵高作品10萬張。這些仿畫遍布世界各地。 “你沒受過專業訓練，但畫10萬張的經驗，我們卻沒有。”美院專業人士的這句話，令他很受用。
大芬村10多年前的鼎盛時期，上千家店鋪的年產值壹度達到了拾多億元——8000名畫工每年制作500萬幅油畫。
“給我幾萬元的訂單，比誇我畫得好高興。”他“累並快樂著”，讀梵高的傳記、看電影時會流淚，覺得大師的孤獨求索令人感動神往。但他也自覺是打工青年，畫畫只是比工廠好的營生，當時心裡更向往白領的BB機和老板的手機。後來錢愈發多了，就壹心想在深圳買房。
周永久來大芬村30年了，剛來時，他壓根兒不知道梵高是誰。畫廊裡的作畫台跟了他10年，上面的顏料積了大概20厘米，各種顏色混在壹起，最後呈現苔蘚般的深綠色，有土地般的質感。旁邊的牆被他拿來順手擦畫筆，顏料在上面淤積，摸起來像鍾乳石。他覺得畫工必須勤奮。那時他壹個月最多出貨伍六千張畫，帶著徒弟做。有徒弟畫著畫著，就坐在椅子上睡著，筆從指縫滑下來。
他手下最多時有33個徒弟，租了兩套贰室贰廳讓他們住，壹架雙層床能睡5個人——下面3個，上面兩個。這在非典時期都不曾改變，當時憂心的周永久用醋把住所擦了又擦，還把玻璃窗全拆了，24小時通風透氣。只是畫不能耽誤。
大芬村在當時迅速崛起，是因為香港和韓國的人力成本高，裝飾畫需求旺盛的歐美客商將大量訂單投向這裡。最開始來此建廠的港商，月訂單從幾千張暴增到幾萬張。壹位法國客人要求壹個半月造36萬張畫，廠裡的工人被安排成高速的流水線，壹人只畫固定的幾筆，依舊完不成。這帶來了外包生意，吸引了數百位獨立畫師，接著是賣畫布和顏料的原料商。“大糞村”變成大芬村，名氣越來越大，生意如同滾雪球。
做工本身沒樂趣可言，吃完午飯不眠不休地畫同壹張畫，壹直忙到凌晨。有時畫廊裡的年輕人會突然站起來，煩躁地把筆摔出去，把畫撕得粉碎；還有老鄉拽著他說，“想吐，畫不下去了。”趙小勇那時畫完壹輪訂單，壹定要休息幾天，躲在屋裡和學徒們打牌，沒力氣幹別的。
周永久那時在村裡溜達，看其他人的畫，遇到好的就想學。他曾遇到偶然南下練習的哈爾濱畫家，人家只用畫刀，刀頭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壹刀下去，比畫筆連貫，又有漸變的效果，看起來立體自然。盡管只知道畫家在哈爾濱的大概地址，從沒去過北方的他還是心心念念，坐著飛機過去了。4月的哈爾濱，楊樹剛開花，風吹著漫天白絮，他穿著壹件單衣在街上發抖。進了飯館點菜，他要小份，人家給端上壹盆，他非說人家上錯了。
不過周永久也承認，那時下功夫學畫，純粹好奇，完全沒想過“藝術”“原創”。2004年前後，大芬村也來了壹些美院背景的畫師。在周的記憶裡，兩撥兒人互相瞧不起。美院的畫師們高傲，大芬村的草根則覺得對方矯情。那時美院畫師們講究，先把背景打好，幹了再畫其他。這在大芬村不少人眼裡很蠢，浪費時間，明明把背景留出空白，直接填圖案就行——邊緣難免摻色，但不礙事。
美院畫師在大芬村確實也很難堅持。那是拼速度和數量的時代。向往梵高的趙小勇不得不上了油印設備，直接打印底稿，省去作圖，只負責填色。這是他最後的堅持，因為“只要還拿筆上色，就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每張不同，是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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