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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12-13 | 來源: RFA | 有5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經爆發壹年，仍遠遠沒有結束。在反思為什麼這次疫情能夠帶來如此大的破壞時，有美國專家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和響應體系仍不夠健全，主要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僚不作為。此外，正值美中關系跌入冰點之際，兩國合作減少，也是疫情快速在全球爆發的因素之壹。
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美國西東大學教授黃嚴忠12月11日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網絡研討會上表示，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後，中國政府修訂了《傳染病防治法》，並自上而下建立並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和響應體系，但此次面對新冠疫情，該響應體系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權力失衡的問題。
“非典之後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但我們獲得的很多文件顯示此次武漢地方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抱怨政府缺少調查，應對能力不足。所有這些都導致了中國最初的錯誤防疫。”
黃嚴忠表示，非典爆發期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壹致對外掩蓋信息。相比之下，此次應對新冠疫情，中央政府在與國際社會分享信息方面做到了更加透明，但地方政府並未嚴格落實中央指令。
應急系統地方作用薄弱
黃嚴忠說：“調查顯示地方政府在新冠爆發之初原本應該發揮更大的防疫作用。但地方政府不願意通過官方宣布疫情和拉響警報來暴露自己弱點。年初，湖北省和武漢市相繼召開兩會，地方政府官員不願意揭露病例來影響政治影響力。”
但是，在疫情初期，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暗示，最初疫情沒有及時披露與未獲得上級授權有關。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专题)也曾在壹個內部講話中透露，他在1月
7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已經“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因此疫情初期的瞞報到底是誰的責任，目前還很難下定論。
美國蘭德公司的流行病學家黃志環（Jennifer Bouey）博士告訴本台，在新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體系內，中國參考世衛組織所建立的流感流行應急系統更為靈敏、健全，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然而對未知病源的檢測、診斷和篩查的能力仍有缺陷。黃志環認為，該系統的不健全關鍵在於它是由中國疾控中心領導，缺少醫療系統的參與。
“這個系統差不多是和流感系統同時建起來的，但這個建起來之後完全是中國疾控中心資助和控制的，它沒有國際伙伴。（中國疾控中心控制的）這個系統跟醫療系統完全是兩個系統。”
黃志環認為，新冠疫情在中國的最初報告產生了系統性偏差。“（疫情起初）醫療系統有沒有向公衛系統報告，（兩個系統）沒有上下級和資金方面的關系，這是壹個薄弱點。第贰，如果報到了基層公衛系統，這個系統會不會會把病例放在數據庫裡面。”
黃志環說，地方政府對基層疾控中心在財政和政治權力方面的影響力大於中央。她說，中國基層公衛系統是非盈利的，運營資金主要來源於地方政府。然而有的地方政府並不重視這個不掙錢的部門，導致基層公衛系統長期存在人才、培訓、資金不足的問題。
“中央疾控中心和地方疾控中心完全是由不同的系統來資助。中央疾控中心由國家衛建委直接資助，地方疾控中心是由地方政府來資助的，所以很多時候它是聽地方政府而不是聽中央疾控中心的。”
美中關系跌入冰點影響合作抗疫
黃嚴忠在網絡研討會上談到， “美國和中國過去有能力加強合作以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如2009年的H1N1流感、2014的埃博拉危機，甚至在之前艾滋防治，美中雙方都有合作。” 然而，正值美中局勢緊張之際，美國面對新冠疫情在中國的爆發，將中國與世衛組織的關系政治化，加上特朗普(专题)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采取了強硬的對華政策，導致美中雙方互不信任，最終放棄合作。
黃志環認為，學界和科學家國際聯盟為美中兩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合作抗疫提供了平台，但這種組織是自發的，但並不能影響兩國政策。此外，兩國較量也削弱了世衛組織在協調成員國共同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而在官方層面上，美中兩國疾控中心在近些年合作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但是這種合作在2016年開始減少了，這叁肆年這種合作減少得非常快。再壹個是兩國政府高層的對話，這幾年都停掉了。高層對話和合作的減少也會很快影響到下面的合作，包括科學家之間、項目之間和民間的合作。很遺憾的是，這次新冠開始的時間正好是在中美兩方合作減少到非常低的程度的時候開始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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