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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04-06 | 来源: 刘宴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2020年夏天的一次因缘际会，让我认识了文伟。由于疫情，他的小公司濒临破产，家庭破裂，还在苦苦支撑。
待到8月的一天，文伟忽然发来微信：“一个小时前，收到出生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我的生父，死了！我正在纠结要不要回去处理下葬的问题。”
大概知道我会感到疑惑，他随后解释道：“自从两三岁时跟着母亲离家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位名为父亲的男人，他杳无音信了三十几年。没有电话，没有信，没有只言片语。”
后来，文伟又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成长经历与家庭，实在是一个三代人之间持续纠葛的失落故事。在一番纠结之后，文伟决定踏上这一趟葬父的旅程。
以下为文伟的自述。
1
父亲死了。
车昼夜兼程跑了30多个小时，跨越2600公里，我们兄弟三人终于到了云南丽江。从市区开到县城鹤庆又花了1个小时，而要到那个直线距离只有30多公里村子，预计还得花3个多小时——Z形山路反复盘旋，每100米都会遇到一个急且陡的弯道，每个拐弯的边沿都是越攀越高的悬崖，没有护栏。
高山的云仿佛就贴在车窗外，树林茂密，果子艳丽。大哥面无表情地坐在后面，二哥则在远眺这他生活过9年的大山。我们一言不发地奔向一具尸体，是它给我带来了35年人生里的第一则关于“父亲”的消息——“家属需要前来认领遗体”。
1987年，父母离婚，5岁的二哥判给了父亲。我和大哥归了母亲。
那个年代的偏僻大山里，小路崎岖，经济落后，走好几公里通常只能遇见两户人家。出门没有平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水要走好几里的路驮回来，山野就是天然的厕所。父亲家里穷，做了上门女婿，结婚后好吃懒做，全靠母亲一人种地养家，在家里还喊打喊杀。他俩的婚姻维系到第十个年头时，母亲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提出要离婚。父亲扛着枪来，嚷着要杀死每一个离开他的人。但最后，婚还是离成了。
在媒婆的搭线下，2岁的我和10岁的大哥跟着母亲改嫁到了江苏徐州一个同样贫穷的老光棍家里，从此改了姓，寡妇外婆也跟着我们一起过去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婚姻模式：相对富裕一些的地区——比如江苏、湖北——的鳏夫或光棍，到云南的大山里找一些贫穷的、有残疾缺陷或者二婚的女人做老婆。那时候的母亲没有多少选择，如果要离开大山，“被选择”就是她的选择。
此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亲，家里没有他一张照片，没有他寄来过的一封信件。我们谁也不提他，只知道他游手好闲，烂赌成性，抛家弃子。他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禁用词，一个被合谋剜掉的脓疤。
因此，时隔三十多年，听到这位“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大为震惊。开始大哥不愿意回老家。他年纪稍长，还留有对生父的记忆——“非打即骂”。他说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他7岁那年，父母吵完一场架，失心疯的父亲举着猎枪一路追赶，将他和母亲追杀上了山林。他和母亲在山上躲了一夜，天亮了才敢下来。
但二哥想要回来，他对这大山的感情比我们都深，尽管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记忆。5岁开始，他成了被母亲抛弃、没父亲管的孩子，全靠这座山和百家饭养大。野菜野果随手一摘，讨碗米饭井水一泡又一餐。在村子里长大的这些年，父亲四处流浪，父子俩在家里打照面也没几次，但每一次见，二哥都要挨一顿毒打和辱骂。出了家门，周围的孩子们又常常围起来打他一个。这样过了9年，心疼他的母亲才把他也接到徐州来。
我是唯一一个连父亲的长相都记不起的儿子。像刻意选择消失一样，父亲跟我们没有过只言片语的联系，哪怕我们的地址、电话他都知道。长大后，我对父亲的期望变淡了，有时候在路上看见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我甚至会忍不住定下来看多几眼——这流浪汉会不会是我的父亲？三十多年的期待一直落空，最后变成了一种斗气和跟虚空对峙的怨恨。有时候我甚至会这么想，他要早就死了该多好。
当他终于死了，怨恨的意义忽然稀薄了，和解的起由也有了。思来想去，我还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我说要回来后，凡事不太有主见的大哥也勉强答应了。丧葬之事，他始终是长子。
至于母亲，她也有些震惊，但末了只留了一句话：“要回去你们就回去。”
2
车在缓慢地拐着一个个弯。前方忽然来了一辆小货车，货车后放着几个簸箕，散着新采摘的鸡枞。我们只好后退到空间大的地方让路，车倒得贴紧了岩石。货车试了几次才勉强挨着边沿，熟练地油门一加，错了过去。-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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