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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11-15 | 來源: 狐瞰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我真的好難過，我覺得自己喘不過氣。”
“什麼時候老師才能只做教書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師怎麼能教出積極樂觀的孩子呢？”
10月31日，鄭州壹女教師留遺書後跳樓自殺引發關注，目前事件具體情況還在調查中。女老師在遺書中稱，面對學生很想教書育人，但學校的工作、活動、領導的檢查，讓她像進了“牢籠”。
雖然有部分網友認為“別有隱情”“肯定不至於因寫材料而自殺”等，但這也引發了網友對於基層教育負擔的討論與共鳴。當教學工作逐漸變成“副業”，教師們的職業理想被剿滅在由層層疊疊的表格織成的密網中。同時，當家庭教育由此承擔的細枝末節越來越多，家校矛盾難免在各種拉扯角力中愈演愈烈，而壹線教師，是層層異化下被夾擊之人。
壹年曾收到近4000份文件
非教學任務：掃黃打非、掃黑除惡宣傳、催收醫保等
通過網友反映，在許多地方，處理繁雜的非教學任務成為壹名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須面臨的問題。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不完全統計，教師接收到的非教學任務不僅涉及“掃黃打非”宣傳教育、禁燒秸稈宣傳等，還有家庭情況摸底、強制下載各類App、視頻學習打卡、截圖拍照留痕、填表造冊、賣保險等。
何衛公告訴中青報記者，他所在的學校，壹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來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時候也有壹兩份，寒暑假期間都會有通知。“我們統計過，最多的壹年，曾經收到過接近4000份各類文件。”何衛公說，“有35%左右是跟教學無關的。”這些文件主要來自鎮、縣、市的各個部門，它們往往通過OA辦公系統、QQ群、微信群、釘釘群、打電話、發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學校，有時還會附帶許多附件，有的是紅頭文件，有的是蓋章的通知，有的是沒蓋章的Word文檔。
在江蘇某縣高中工作的張荃說，最近她剛剛帶著班裡的兩名學生，占用晚自習的時間，花了近3個小時，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壹項答題打卡任務。
在南方壹所鄉村小學，班主任郝明每兩周要給40余名學生的家長打壹次電話，提醒他們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學習任務，以應對每月壹次的檢查。完成學習任務時，系統會提示家長“請勿代做”，但家長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壹些家長對教師的態度開始變為討厭和不待見。學生們則在這個過程中目睹教師造假。
“每個家長每周都要做，少壹個人會影響你的績效考核。”郝明告訴記者，“（任務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績效會被扣到最低。”
“這是典型的考評機制倒逼學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說，“而壹旦考評機制中的非教學活動占比過大，問題便自然產生了。即使表面上看來‘素質教育’全面開花，但有多少是真正開展或者說達到成效的，就無從考證了。”
此前，因為學校“反詐宣傳”任務推進效率低，排名靠後，校長何衛公被通報批評過。在這項任務中，學校要讓學生家長下載相關App。家長下載好後需截圖發給班主任，班主任匯總統計、打包，再將資料交給學校，學校再交給反詐宣傳工作領導小組。但對他而言，想要讓學校裡數千名學生的家長都配合，並不容易。“很多家長不配合，我們就打電話，進度慢了點，就被通報了。”何衛公說。
中青報調查文章《他們想安安靜靜地教書》中還提到，近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青年學者易卓在各地調研時發現，教師的非教學任務確實很多。“有的教師跟我們講，‘除了畜牧局不進學校以外，所有的部門都進學校’。但是現在，畜牧局也進學校了。”易卓告訴記者，“就是搞檢查”。
在易卓看來，學校成為不少政府部門的工作抓手，有兩個原因，其壹，教師的文化素質比較高；其贰，學校與社會的接觸面最廣，這使得他們可以較好地完成相關任務。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調研時，發現以教育局為成員單位的工作領導小組大概有20個，組長基本是縣領導，而其他部門往往通過領導小組給教育局發文，要求配合工作。對此，有人開玩笑，“教師是革命的壹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也有人調侃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扶貧報表巡河……”
何衛公所在的學校，被要求進行“掃黃打非”“掃黑除惡”的宣傳，要掛橫幅，做宣傳角，並將“致家長的壹封信”讀給孩子聽。
“小孩子就會很奇怪，黃色不是很正常的顏色嗎？”何衛公說，“講良心話，壹個教文化、教常識的地方，教這些東西，是不是教育適得其反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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