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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2-23 | 来源: 知识分子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 图1）是印度(专题)裔美国理论天体物理学家，因为对恒星结构和演化的物理过程的研究，分享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19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又留在剑桥做了4年博士后研究员后，加入芝加哥(专题)大学所属的Yerkes天文台（位于威斯康辛州的Williams Bay）。
有一个关于钱德拉塞卡、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传说，流传很广。芝加哥大学教授Peter Freund在《Passion for Discovery》中绘声绘色地讲述，钱德拉塞卡要从Yerkes去芝加哥大学校区上课，只有几位选课的学生，上过几次课后，只剩下两位学生，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系主任愿意取消这门课，但是钱德拉本人坚持要上，因为学生很优秀，他乐于讲下去。后来全班学生和老师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曾经在2013年1月25日和2014年6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杨振宁先生求证这个故事，杨先生说“精神上对（correct in spirit），但是细节不对。”
2014年7月22日，在我们面对面的长谈中，又讨论到此事。
我：“传说钱德拉塞卡从Yerkes天文台去芝加哥上课，只有您跟李政道两个学生。您说细节不是太对？”
杨振宁：“这个故事后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人是个很有名的人，叫Osterbrock，Osterbrock曾经跟李政道同时在Yerkes, 是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去把这个事情详细研究了，得出的结果是，这个的意思是对的，具体是不对的。后来，李政道去了Yerkes，跟钱德拉塞卡发生过冲突。后来，李政道的60岁会议，钱德拉塞卡还去了，所以李政道很高兴。”
我：“是关于宇称不守恒30年和李政道60岁的研讨会。李政道自己的报告，就是钱德拉塞卡主持的，他一开始还对芝加哥大学当年的盛况做了介绍，提到很多当年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字，称呼李政道为‘当年的学生、今天的物理大师’。刚才您说， 钱德拉塞卡给你们上课的事,‘意思是对的，具体是不对的’，是说并不是真正上课还是什么情况？”
杨振宁：“是上课。下大雪, 钱德拉塞卡开了汽车，走了一个半钟头，到芝加哥来上这课，去听的学生很少。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不止我们两个人。而且我们两人都不是选这课的，我们都是旁听的。”
我：“传说戏剧化了。”
杨先生这里提供了新的信息，有一次（或几次）“下大雪”了。这给他印象很深。事实上，钱德拉塞卡上的课是一学期的课，肯定不止下大雪的这一次。
24日，我查阅了K. C. Wali写的钱德拉塞卡传记《Chandra》（1991年出版）和Wali编辑的钱德拉塞卡自传。传记里面写道：“有一个着名的故事，钱德拉经常从Williams Bay到芝加哥上一门仅有两个学生的课。1975年4月22日，芝加哥大学校长John T. Wilson在向听众介绍钱德拉做Ryerson报告时说：‘在讲究成本效益及其在高等学术上频繁误用的今天，我忍不住告诉你们，钱德拉向陷入困境的教务长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榜样，以扞卫我们这个大学的教育传统。在19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经常每周驱车几百英里，往返于Williams Bay的Yerkes天文台和大学之间，与一个由两个学生组成的班级相会。即使在当时，人们可能也提出时间和精力的相对价值问题，但是我怀疑他甚至没有过这样的想法。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时，它授予了全班，李和杨两位先生。’” 这里有点口误或者笔误，事实上Yerkes距芝加哥只有一百英里。
但是Wali给这段文字加了个注释：“1983年之前，‘全班’只是指这两位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1983年起，这个词也包括了教师。我必须指出，这个故事的历史准确性遭到了质疑。显然其他几个人（比如Donald Osterbrock和Enrico Fermi）也参加听课但是不固定。”
Wali写这本传记时，钱德拉塞卡给了他一个记事本的复印件，说等他去世后，如果钱德拉夫人和Wali感兴趣，可以发表。后来Wali将这个记事本编辑成《钱德拉塞卡自传》，2010年出版。
钱德拉塞卡自传中说：“我在校园里讲授辐射转移。我的班上只有李和杨两人。这个1948年的班级全班后来都得到了诺贝尔奖！” 看来，1975年校长的话误导了钱德拉塞卡本人的记忆。
钱德拉塞卡回忆到1950年春的时候，还提到：“李政道这时已经加入我在Yerkes的研究团队。” 这是指1950年前8个月，李政道在钱德拉塞卡那里做博士后。-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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