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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08-06 | News by: 中美聚焦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特朗普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过去几周，美国总统大选风云骤变。
早在春末夏初，各国已经开始就前总统特朗普(专题)重返白宫以及现任总统拜登(专题)连任两种可能性进行评估。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预示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前景，而美国在其中的角色也会迥然不同。
然而，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特朗普遭遇枪击，拜登宣布退选——颠覆了整个美国大选的局面，加剧了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
对此，许多国家仍然预判了两种背道而驰的走向——如果卡玛拉·哈里斯当选，她将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搭档万斯赢得选举，美国将走上孤立主义的道路。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情况有些不同。
八年前，特朗普放弃对华“接触”，转而采取对抗性政策。其治下的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偶尔称作“对手”），而是开始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威胁。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门有所缓和，实际上却强化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形成了一种跨党派共识，认为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张以冷战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两党并未就中国问题和全球事务提出不同方案，而是都采纳了强硬的对华路线，深刻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两党对华立场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华不同层次的认知分析及其实际政策涵义。在中国，多数观察人士不期待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转变，他们探究的只是，当前美国政策圈中的哪种思路可能最终成为主流。
在对华政策辩论背后
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舆论管理，很难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作何感想和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人是如何鉴别这场辩论背后的驱动力的。
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的直接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内的重大辩论很容易扩展到外交事务，包括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不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还是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生动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美国优先”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专题)问题的担忧，其政策结果就是，提高贸易壁垒，限制移民，同时减少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同样声称，其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选民的利益，普通美国人的福祉也与国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出于与特朗普类似的国内政治考量，拜登的外交政策试图重构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回应美国选民的诉求。
很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关乎内政，又涉及外交。比如，源源不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驱动力，却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又比如，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要求中国配合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一些美国议员仍然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持续上升。尽管俄乌战争和中东问题分散了美国的大量精力，但中国仍然是其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时逢大选之年，许多美国战略家都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强有力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决策者而言，加速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大选年，两党毫无意外地竞相发表强硬言论，表示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并限制其全球影响力。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第三个特点：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传统的“鸽派”和“鹰派”二分法已经难以全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复杂看法。鉴于两党普遍认同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探讨这一共识下的多种政策观点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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