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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4-08-07 | News by: 文化纵横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近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陈梦战胜孙颖莎夺冠，成功卫冕的消息，在网络上意外引发非理性言论的大范围传播。有人认为，这是在举国体制背景下，中国体育界被商业逻辑侵蚀，运动员被打造成流量明星的不良后果。金牌银牌都是为国争光，“饭圈文化”对奖牌归属的争论，恰是对金牌份量的彰显。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的体育体制变化，这种变化和奥运“金牌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本文认为，今天的举国体制已经与旧的举国体制有所不同，必须理解金牌主义背后的动力机制——财政逻辑和经济肌理，才能理解金牌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新举国体制的关键在于，它改变了激励机制，极大动员了各地方体育局、各个体育专业机构的活力和热情，使得巨额资金投入得以有效运作。自上世纪90年代“奥运争光”被确立为竞技体育的核心目标以来，中国体育就步入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的“双轨模式”时代，管理策略体现为“好钢用在刀刃上”：对潜在优势项目加大财政投入以扩大“夺金点”；对落后项目(如马术、射击、赛艇等)减少财政投入并交由市场(如“贵族”俱乐部、运动爱好者协会)孵化种子选手；传统优势项目则在保持现有财政投入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群众体育高基数和公开选拔体制来“优中选优”。在这种绩效机制的激励下，各省体育主管部门自然形成了“金牌至上”的争功风气。
然而，与各地“争功”的竞技体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群众体育的冷遇。然而，群众体育的落后又影响了竞技体育，奥运会中的金牌几乎都来自个人或者双人项目，少见于集体对抗的大球类项目。资源分布不平衡、项目发展不平衡依然是中国体育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体育状况，群众体育必须“硬”起来。而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重启绩效传导机制的体育改革。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原题为《“金牌主义”背后的动力机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金牌主义”背后的动力机制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争议声中落幕，中国代表团以38枚金牌、27枚银牌、22枚铜牌的非东道国历史最佳战绩凯旋。然而，奥运奖牌的投入产出比却招致众多非议，不少人纷纷为一枚金牌需要多少财政投入而“秋后算账”。更有论者将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争光计划”）与群众体育（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作为对立的两极加以评论。但很多人都只是满足于发泄情绪，并不打算真的计算我们为每块奖牌付出了多少。
其实，简单的财政投入并不能换来竞技体育的进步，奖牌不是仅仅靠金钱可以堆积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我们需要理解“奥运争光计划”背后的财政逻辑和经济肌理，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又为何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也才能谈得上如何改革它，如何促进群众体育的繁荣，而不能仅凭美好的“举国体制”愿望，或者把政府应尽的责任和盘推给市场。
▍一块奥运奖牌的“含金量”
2012年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关于201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具体完成情况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88.72亿元。在预备费使用情况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亿元。在中央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中，彩票公益金收入317.45亿元。这三大块构成了我国中央本级对体育的财政投入主要组成部分。
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从体育彩票销售额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资金。公益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伦敦奥运会期间的最新公开资料显示，18年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3000亿元。
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央行印发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在安排公益金时，用于弥补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经费不足的资金为40%。省级以下（含省级）的体育行政部门要按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比例执行。因此，若以3000亿元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下限保守估计，18年来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共计1200亿元。
而18年来，中国代表团共参加6届奥运会，所获奖牌数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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