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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08-08 |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细细品味《木兰辞》的话，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既写道“归来见天子”，同时亦有“可汗问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与来自草原传统的“可汗”在《木兰辞》中不但并存，而且还可以相互替代。这个有趣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当时北魏王朝拓跋统治者的双重身份——华夏人的“皇帝”，同时也是游牧民的“可汗”。
“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拓跋鲜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夺取了后燕的大片土地之后，统治者既然不可能尽夷中原耕地为牧场，自然必须改变其统治策略，实行汉化。
从踏入中原之初，道武帝就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官。道武帝又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由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拓跋珪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并任命世家大族崔逞（清河崔氏的另一位成员）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官署更加完备。道武帝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道武帝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
但是，当时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门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就拿道武帝来说，他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权，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所以旧本《魏书》这样概括：
“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
在这方面，崔逞之死便是一个例子。他替道武帝给东晋边将写回信，只不过是未按要求贬低对东晋皇帝的称呼，就惹来了杀身之祸。相比之下，拓跋鲜卑人贺狄干的遭遇显得更加冤枉。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后秦，而被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后秦的羌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很高，史载姚苌临终前告诫其子姚兴，“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仁”“礼”“信” “恩”四项均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因此贺狄干滞留长安期间习读书史，风度举止“有似儒者”。今天看来，这本是件好事。谁知贺狄干好不容易从长安归来以后，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大为愤怒，大约将贺狄干看作数典忘祖之辈，将其杀害。
实际上，在这位北魏开国皇帝眼里，拓跋鲜卑“国俗敦朴，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北魏早期的典章制度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不但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法度草创，“多不稽古”，到了405年，他干脆废除了尚书三十六曹。北魏早期的官僚制度因此带上了明显的游牧部落色彩，仍然保留部落联盟时期的权力机构——诸部大人议事，拓跋珪不过把它由四部大人扩展为八部大夫而已。另外，北魏朝廷居然不给各地的官吏发工资。如此一来，官员纵然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也只能努力贪污聚敛财物，形成了“征调赋敛，靡有止已”这样的糟糕局面。
道武帝的做法，实则代表了整个拓跋统治集团的想法。甚至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仍然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为自豪，非常看不起崇尚“静处”的魏晋“玄学”，更嘲笑宋文帝“年已五十，未尝出户，如三岁婴儿”。偏偏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士大夫看来，骑马才是可鄙的行为，《颜氏家训》就专门列有《诫兵》一章，声称“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
因此，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叶适就明确指出：
“刘（前赵）、石（后赵）、苻（前秦）、姚（后秦）与夫慕容（诸燕），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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