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4-10-25 | 來源: 議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引言：面對幹部的超負荷工作和民眾的冷漠，中共領導人面臨著動員挑戰，這增加了實現國內目標的成本。
Josh Freedman評論文章：中國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嚴厲封鎖措施已成過去，但觀察人士壹致認為，公眾情緒已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持續的政治緊縮和經濟艱難復蘇的背景下，作家們認為，中國已進入了壹個“萎靡不振”或“停滯不前”的時代，缺乏改革時代那種令人振奮的樂觀和激情。新的詞匯和短語現在充斥著人們的日常話題：壹些人選擇“逃離”，而另壹些人則選擇“躺平”並放棄自己的抱負。
在過去壹年中，我多次出訪中國，與各地人士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描述詞總是“卷”，即“內卷”的縮寫——這個詞類似於“無休止的忙碌”，由人類學概念改寫而來，用來描述工作越來越多，產出卻越來越少。當今中國的“更少”部分與錢有關，因為工資在下降；它也指意義更少，因為人們工作得更多，但卻對為什麼這樣做感到迷茫。
從很多方面來看，社會失范和對未來的悲觀情緒的上升是所有現代社會的普遍情緒，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情緒在中國社會從上到下無處不在，這表明中國公眾中發生了重大變化。觀察人士發現了這種時代精神的變化，但卻難以看清其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盡管許多評論者認為，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預示著政權穩定將受到威脅，但沒有證據支持政權面臨著根本的合法性危機的說法。即使是熱衷於推測政權脆弱性的學者也承認，正如主要的市場分析師所指出的那樣，近期的變化不太可能導致經濟或政治體系在短期內崩潰。
另壹種理解中國社會新常態的方式，是從政治動員成本的角度來思考。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議程來克服它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經濟低迷、失業率高、技術和貿易壓力以及人口斷崖，僅舉幾例。這些是許多政權都面臨的挑戰，但對當代中國來說更為重要。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歷史上依靠動員來實現其政治議程，而且政治控制的鞏固和對其他組織形式的壓制使得黨主導的動員成為實現這些治理目標的唯壹手段。
從解決社會問題如重振低迷的生育率，到實現從食品到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安全”，中共既希望也需要官僚和普通民眾的全力以赴。然而，中國目前的社會情緒表明，動員這兩個群體的成本越來越高。
在整個現代歷史中，中共壹直將動員作為其政治統治的關鍵要素。它不僅尋求通過標准的官僚渠道進行運作，還鼓動和激勵各種群體的參與，以超越機構治理的正常限制。在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主義頂峰時期，政治圍繞著群眾動員展開：個人必須參加公開會議，開展集體批判和學習，甚至通讀《人民日報》頭版（這是壹項如此枯燥和困難的任務，以至於作家兼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eys]將“閱讀共產黨文獻”描述為“類似於咀嚼犀牛香腸”）。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仍然依靠運動和其他動員手段，而不是正式機構來實現主要的執政目標。
圖片來源：Illustration by Catherine Putz
改革時代的動員繼承了其毛派先輩的主要特征，但在壹個更加自由化的社會中也有了新的元素。這種動員的對象往往是幹部和官僚，而不是普通公民。曾慶傑（Zeng Qingjie）在壹項關於扶貧的研究中解釋說：“毛澤東時代的運動，是動員群眾參與政治。相比之下，改革時期的運動，需要的群眾參與度要低得多。相反，官僚們成了大力動員的主要對象。”
伊麗莎白·佩裡（Elizabeth Perry）將這些動員工作描述為“有管理的運動”（managed campaigns），它采用了群眾革命運動的框架，但更多地由高層指揮，並充斥著使用技術官僚術語。這些努力包括工作組、地方委員會、將幹部或特定地方與其他目標地區聯系起來等等——所有這些都將動員的重點放在精英群體而非群眾身上。-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