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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4-10-31 | 來源: 中國科學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每天早上醒來時，馬梅都有種失重感——太輕松了，似乎少了點什麼。
她已經從高校離職壹年了，仍然會夢見“非升即走”7年考核期的日子：她正在去學校監考的路上，遇到意外事故，要遲到了，急得要死。夢裡的她只想著，監考遲到是贰級教學事故，會影響年度考核。
作為曾經的心理學副教授，馬梅知道這是創傷性應激障礙的典型症狀。在“非升即走”前，她最大的噩夢是高考遲到。
2016年，馬梅入職南方某高校（下稱Z大學）的心理學院。7年考核期間，她拿到160萬元的人才計劃和270萬+150萬研究經費，指導了8名碩士生，獲得過全校前6%的教學評價，發表了領域內的頂刊論文，但最終因沒有拿到國家基金面上項目而未能通過“非升即走”考核。
近日，馬梅向《中國科學報》講述了自己“非升即走”的故事。
3年考核，黃牌警告
回想起來，“非升即走”的雷從入職起就埋下了。
2015年9月，正在香港(专题)大學做博士後的馬梅開始和Z大學的心理學院接洽。這是壹所新建立的學院，正在從世界各地引進人才。當時的院長看中馬梅發展心理學的背景和發表成果，極力邀請她加盟。在這之前，她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後去做了3年新華社記者，然後才去中國科學院讀了與德國聯合培養的心理學博士。
但簽合同的日子壹拖再拖。馬梅後來才獲悉，Z大學正在進行人事改革，2016年後新入職的教師都沒有編制。作為補償，這批新入職的教師的工資待遇都上了壹個台階。
2016年秋季入職幾個月後，壹天，馬梅接到人事部門通知，要簽署壹份3年考核期的“工作任務書”。
這份“工作任務書”詳細規定了3年期考核的論文數量、國家項目級別，尤其是2016年後入職的副教授要每3年拿到壹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社會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如果考核期結束，未達到考核要求，將從副教授降為助理教授，且職稱和待遇均降。
馬梅覺得不太公平，因為與學校簽署入職協議時，並未談及要簽署“工作任務書”。但人事部門告訴他們，這是統壹模板，大家都這樣簽。
當時，馬梅對自己的科研能力很有信心，對考核期結束後升正教授抱有很大希望。加之同年度入職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都沒有提出異議，她便也在任務書上簽下了名字。
入職3年後，馬梅迎來了第壹次考核。
她3年間沒有申請到面上項目，只有壹個入職前拿的青基項目，但無法納入考核。馬梅本來以為，按照往年的考核制度來看，多發的兩篇SSCI論文可以替代壹個國家基金項目。
但人事部門拿出了那份3年前的“工作任務書”。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規定，馬梅得到了壹張“黃牌”，要從副教授降為助理教授。
馬梅的第壹反應是，“這是壹種變相的侮辱”，太不尊重人了。她決定離職，並告訴院領導，“我馬上就走”。
學院想留下她，便去跟校長反映情況。當年學校像馬梅這樣沒有拿到國家項目的預聘—長聘制教師有很多，校長後來請各個院長開會，逐個說明情況。
在學院的爭取下，馬梅沒有被降為助理教授，並續簽了合同。
申請“面上”，陷入死循環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申請面上項目成了馬梅的第壹目標。
每年寒假到次年3月，都是國家基金的申請季，也是馬梅最焦慮的時刻。當年申請“青基”項目時，她壹投即中，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社會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她輪流申請，連續7年顆粒無收。
拿不到項目的原因，馬梅總結為沒有“追熱點”，且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兩頭靠不上。
在馬梅所在的心理學領域，近年來的熱門方向是腦科學研究。有經驗的基金委評審專家告訴她，國內的心理學研究存在著鄙視鏈。只有做腦神經研究，才算是硬科學，“不寫腦神經，絕對中不了”。
但馬梅的研究方向是家庭和兒童早期發展，研究兒童從出生到學前期心理發生發展的特點和受家庭教養方式影響的規律。這類研究並不適合用腦神經的方法，且耗時長、產出慢，在激烈的量化考核競爭中處於絕對劣勢。
自2016年入職以來，馬梅就啟動了壹項長達6年的追蹤研究。她在婦產科醫院開始招募胎兒期的受試家庭，追蹤初生嬰兒到學齡前的生長階段。這意味著，她要在至少兩年的追蹤觀察後才能完成第壹批數據收集，然後才能分析數據、發表論文。-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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