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5-03-19 | 来源: Andersen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难民 | 字体: 小 中 大
编辑注：本文2020年3月26日发表于Matters，作者Andersen。
题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麦当劳于3月25日起至4月7日的两星期内，每晚6时起将不提供堂食，大批称为“麦难民”的露宿者因此忽而无处可容身。本地媒体的大幅报道，让我想起了2016年，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北京几个寒冬深夜，认识的他们。
2016年冬，寒潮围城，北京的夜像千钧的铁。东直门中粮广场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里，戴着紫色毛绒帽的屈强东，在暗黄灯下眉头紧锁。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折腰的草中固执伫立的茄子。
我和同事，三个年轻人，开门，打破沉寂。他看着我们，抓了抓裹在军大衣里的行囊，似乎欲言又止。我跟他打招呼，问他在这做什么。他紧盯着我，说在等明天七点半回家的火车。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凌晨后不开放，它附近的通宵快餐店通常会睡满等次日车却不想花钱住旅店的人。
我欲转身翻出相机做采访，屈强东以为我要走，于是连忙抓住了我的手。他像找到救星，开始焦急起来：“我在找我的儿子，求求你帮帮我！” 我怔了下，迅速给了我同事一个眼色。“你把他儿子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遇到好故事了，我们心想，但故作沉静。他急从行囊翻出了两张还没剪开的蓝底一寸证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强。
天啊，八天前，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里采访过他的儿子。
当时他正在吃餐盘上零星的薯条。20岁的屈建强是典型的宽脑袋大耳朵，眉毛粗得有小新的喜感。有须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亲如出一辙。那家麦当劳邻近高校，在周遭大学生们玩游戏打麻将的嘈杂声中，他吞吐跟我们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刚刚被一家保安公司辞退。那已经是他在北京短短几个月里第二次被炒鱿鱼了。第一次公司以他“连路都认不了”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把他赶走。这次，他干了十六天，工资还是一分没拿到，说有1300多块。
屈建强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书只读到小学，成年后一直在工厂打工，无天无日。一个月前，在朋友鼓动下，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只身赴京。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事。
他反复问我：“你觉得我的工资能要回来吗？” 我跟他讲了个故事：两天前，我们在协和医院旁的一家肯德基采访了一个同是被克扣工资，无处可去的年轻人。他在一家黑工厂里工作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到，末了还是在凌晨两点时，趁着值班的人上厕所才逃出来的。他的行李、身份证和手机全都没能带走。没钱买不到车票，没身份证打不了新工，于是每天只能捡瓶罐卖钱来买馒头充饥，夜里睡肯德基麦当劳。他指望他一老乡挣到钱后，能给他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屈建强听罢，在昏黄暗灯下陷入沉默。我们采访完后，卑鄙地离开了，不过我还是给他留了电话，让他有需要可以找我。
直到我们遇到他父亲，已经是一个多星期后的事了。在这期间，我们昼伏夜出，遇上、采访了几十个跟他们一样漂泊无定、唏嘘的所谓“麦难民”。
他们不一定都是流浪汉。还有代驾司机、落魄艺术家、一口黄连的上访者、等次日排队看病的病人，候早班火车的乘客等等。不过，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而且，即使是那些乐于四海为家、不介意身世飘萍的人，都无一不被往事捆绑。
我在北京某家麦当劳里拍摄（摄：罗莉）
11月13号晚十一点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的肯德基里，黄灯幽暗。有一个穿着迷彩服、用粉红发带扎了几条小辫子的男人，在不停撕纸。他从袋子拿出一叠叠白纸、海报、书册，一件件撕烂，手使不上劲儿，就下嘴。他是我们整个采访中接触到的第一个“麦难民”。-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