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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4-16 | 來源: 楓樹苑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歲那壹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壹堂大課。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髒話，還有女工們追逐著脫男人褲子。有天壹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啰鄶n曳巢還喚虐閹叩角澆牽胩於寂啦黃鵠礎Ｋ凳斃爍卟閃遙槐呋貢然夢揖畝恰�
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後，所受的震動更大。壹個同事家只有伍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壹個紙盒子，裡面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壹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麼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
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裡的苦難，在他們那裡可能什麼都不是。他們沒有那麼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蕩。
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塗，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沖。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壹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壹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
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壹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後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麼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
如果壹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麼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
在我看來，在對壹件事情或壹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准，真知識分子則站在壹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准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我寫過壹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壹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盡可能諂媚，盡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壹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壹詞更准確壹點。
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於任何壹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叁拾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我這輩子就是想做壹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只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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