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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4-28 | 來源: 澎湃翻書黨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納粹治下的德國為何會陷入集體瘋狂？那些原本正常的人們為何會暴露出內心之惡，與納粹同流？
贰戰結束後，這些問題已經被無數人探討，也有各種答案。在英國學者瑪麗·弗爾布魯克看來：
“由國家背書的暴力徹底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他們被裹挾著，站在了納粹風暴的此岸或彼岸。我們可以從中辨識出壹種獨特的暴力形式：它並非源自個人動機的孤立暴力行徑，而是壹種由上層發起、批准、授權，並為下層民眾所接受、執行且在許多方面由其積極性所強化的集體暴力。不僅如此，這種暴力從未掩人耳目，躲藏在遙遠的地方，它就發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甚至發生在第叁帝國的核心地帶，為眾人所見證。”
她在《大清算：納粹迫害的遺產與對正義的追尋》壹書中還寫道：
“無論自願與否，許多人真心實意地贊同如下做法：將無家可歸的公民從德國社會排擠出去；斬斷友誼；解雇或降級猶太同事；將猶太家庭醫生換成‘雅利安醫生’；用納粹世界觀的‘種族’觀念將人類同胞重新分門別類；孤立從前的朋友、鄰居和熟人，只因他們與你不再是‘同類’。盡管並非每壹個人都發自內心地狂熱，但是大多數人發現從眾是壹件相對容易的事情，好過冒險讓自己成為暴力和排擠的目標，只要和群體壹起，無論是與群體共歡樂還是壹同奚落他人，都會變得更容易……在現實中，雖然納粹對於‘民族共同體’的願景從未得到全面的實現，但是旁觀者社會卻逐漸形成：在這個社會裡，人們愈發對整個系統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聞，而正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使得這個系統得以運作、得以維系。”
贰戰後，德國社會逐步從這種集體瘋狂與迷失中走出。人們甚至有這樣的固定刻板印象：說起贰戰後的反思和清算，就自動將德國視為典范。從前西德總統勃蘭特的“華沙之跪”，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乃至各大集中營的種種紀念活動，從華盛頓特區的大屠殺紀念館，到柏林人行道上刻有銘文的銅片，似乎都在提醒人們，歷史上最黑暗的那壹頁已經翻篇。但瑪麗·弗爾布魯克在回顧贰戰後幾拾年間的納粹審判實錄後認為，清算並不徹底，許多加害者逃脫了罪責，僅僅將目光聚焦於奧斯維辛乃至其他集中營，反而在壹定程度上遮蔽了清算本應具有的深度和廣度。
被害的並不僅僅是猶太人
將納粹罪行等同於對猶太人的屠殺，是歷史認知的偏差，因為納粹迫害的對象遠不只是猶太人。正如《大清算》所言：“當我們將目光聚焦於最龐大的也最醒目的犯罪場所（奧斯維辛）時，我們反而可能忽略了人們參與迫害機構和迫害實踐的情況是多麼普遍。”
納粹的“優化社會”運動，迫害對象極廣，所謂“沒有生存價值的人”，包括了殘障人士、同性戀者。當然，更多的是那些“不服從的人”，也就是拒絕與納粹合流的政治犯，他們都不被認為是“雅利安同胞”。
對於這些“少數群體”的傷害和清洗，施害者並不僅僅是納粹，還有社會的各階層，甚至包括那些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比如剝奪殘障人士生命的，就是原本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
即使幸存下來，也不意味著能在對納粹的清算中得到新生。《大清算》中寫道，贰戰後的幾拾年裡，受害者仍然會在德國社會遭遇歧視，納粹給他們打上的標簽，如精神病患者、反社會人格、不優秀基因等，仍然被他們所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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