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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04 | 来源: 裙裙的一生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每天都是同一条地铁线，同样的换乘站，同样的步行路线。途经的站名，早已倒背如流。
又是一个工作日，刚踏进地铁，一股混杂着汗味、油脂味和闷热空调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还好，今天车厢不算拥挤。我照例站在连接处，戴上耳机，音乐瞬间把嘈杂隔绝开来。闭上眼，倚着车厢壁，车厢的颠簸与人群的触碰不断提醒我，自己仍置身其中。
这是我七年前，在北京地铁上写下的一段文字。如今再读，感慨万千。
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像一趟不断转向的列车：北漂两年，杭漂半年，如今“加漂”已是第七个年头。三段经历给了我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能从衣、食、住、行，到工作、生活、社交，去体会不同城市、不同国家所塑造的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无法同时生活在两个地方，做一场真正公平的对照实验。而且随着年岁增长、阅历累积，我发现自己对待同样的事物，态度正在悄然变化。心境比从前更平和，也更愿意去理解差异背后的原因。
工作加班常态 - 北京
在北京，无论是科技公司、初创企业还是投资机构，合同上写着朝九晚六、周末双休，但现实中“加班”几乎是职场的默认常态。印象最深的是有位领导，总喜欢在下班时间一小时后开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从七点到十点。当时我从公司到家单程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到家洗漱完倒头就睡。
对于加班，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甚至为了“加班福利”而加班：晚餐免费，打车报销。于是，周一到周五=早九点到晚九点在公司，而“家”，确切地说是“出租屋”，只用来睡觉。即便是周末，微信或钉钉消息也常常打断暂时的工作逃离。
对我这样喜欢提前规划的人来说，这种随时可能被打乱节奏的不确定性让我极其痛苦。我一度以为这是个别公司的问题，换了两次工作后才发现，这其实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加班时间”被等同于“敬业”“努力”，与绩效考核挂钩，效率与产出反倒退居其次。
每到下班时刻，即使手上的工作早已完成，也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拎包离开的人。大家都在等待别人先走。在大多数人都加班的环境下，如果只有自己不加班，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明明没有做错，却凭空多了负罪感和压力感。
权力与尊重 - 杭州
为了逃离加班，我后来去了杭州的一家国企。节奏确实轻松不少：朝九晚六，中午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不适应——权力结构下的不平等。
部门领导似乎把“职位”同于“权力”。在那样的体制氛围里，沟通也缺乏平等感。甚至连团建活动，也常常演变成领导的“训话大会”。
平等与信任 - 加拿大
而在加拿大，职场体验截然不同。因为疫情，很多公司实行居家办公，这一习惯延续至今。周一至周五，九点到五点，中午休息一小时，通勤时间几乎归零，我第一次拥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管理者并不是“领导”，而更像是“支持者”，毕竟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打工人。在左派思潮长期浸润的环境里，“人人平等”早已是文化信仰。遇到问题时，我不再独自承担，而是会第一时间向上一级求助，因为这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后突然有个小想法，便登录公司电脑记录，结果在线上碰见了部门老大。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没有任何工作重要到值得你加班到这么晚。这让我震惊——在这里，加班是在破坏规则，造成内卷，所以大家都在维护规则。
在这，我真正感受到“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可持续的平衡感，让我不知不觉在这家公司待了四年多，甚至会想：也许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直做到退休也未尝不可。
厌班情绪 - 共同困境
然而，即便工作时间变短、工作压力更小，“厌班情绪”依旧存在。
七年前的自己，绝不会想象不用加班、早九晚五、居家办公、年假二十天的日子会成为现实。那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神仙生活”。但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就像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提到的“享乐适应”：我们以为住进豪宅就会幸福，但那种兴奋感往往只持续一个月，之后就会变成习以为常。
所以，即便如今的我，似乎比七年前过得更轻松、更幸福，但周一清晨的痛苦程度，与当年的自己并无二致。我仍然不喜欢上班。
也许，这才是全世界“打工人”共同的困境。-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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