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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4 | 来源: 上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在毛死后的“拨乱反正”气氛中，大陆学者李洪林的文章，特别是一篇“读书无禁区”，对我很有吸引力。 当时的氛围似乎有点像1954 年苏联作家爱伦伯格 Ilya Ehrenburg 的小说《The Thaw》所描写的“解冻”情状。 我想，读书无禁区，思想也应该无禁区（思无邪），言论也应该无禁区。 我不知道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想，我按照自己对文革的认知，在纽约《北美日报》的论坛版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批毛是大势所趋”的文章。
共产党缩手？
不久，香港的《抖擞》双月刊来约稿，希望我写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东西。 我到香港旅游时，遇见了在新亚书院教书的业师徐复观先生，他希望我的论述能够着重指出，文革浩劫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 这是他在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共动向的心得。
也是在这个时期，1980年5月29日，廖承志赴美治病后经港返国，由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安排，新华社香港分社王匡社长作陪，同徐先生见了面。 起初两人绕着圈子说客套话，徐先生接着表示他要向中共提出四条意见：
（1）既然国际形势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不能对台湾动武，中共的民主法制又无进步，希望中共不要谈统一问题，以免引起彼此感情上的刺激; （2）中共党员的人数太多，三千八百万人，对老百姓是一个负担，对共产党也是一个负担，应该去掉一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好得多; （3）私有制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恢复私有，让人能够恢复创造能力。 如果连生存权利、生存条件都受支配，社会很难进步; （4）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东西，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后者更讲得清楚，更易被中国人接受。 徐先生希望中共能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思想。 廖承志对前面三点还唯唯诺诺，对于第四点，他就直截了当的把“传统文化”化约为“封建”两字，表示无法接受。 徐先生只好一笑置之。
如今，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 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有些大陆经济学者现在也公开抱怨“吃皇粮的人太多”（向松祚），“制度成本太大”（周其仁）的问题。 中共当权者则祭出不可妄议中央的警告。 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初慈禧鼓动义和团暴乱时，上书进谏的朝廷命官立山、许景澄被斩首的理由，正是“任意妄奏”。
回到八十年代初。 顺着中共的“拨乱反正”，徐先生的建言是出于老成谋国之心，尤其是在私有制问题上，他的建言是秉承孟子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反映先民的智慧。 只可惜廖承志的知识水平不足。 但徐先生要我在现代化的论说上阐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却分明是一件大工程。 共产党一向讲求控制，全面控制是最佳状态，连饥荒出外讨饭都要公社打路条，蒋介石的下堂妻陈洁如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逃到香港，还要周恩来特别开路条才能成行。 文革后“拨乱反正”，官方提出四个现代化，魏京生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倡议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立刻就犯了禁令。 共产党怎会缩手呢？
徐先生是老成谋国，我是台湾背景，至多只能算是陆放翁所说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所忧之国是共产党占据的山河大地。 对于共产中国，我实在所知不多。 爱票戯的侯榕生，生前于七十年代回国探亲，她的亲戚晚辈连她手上的便宜小打火机也当宝贝，我的直觉是中国消费品工业之落后，确实堪忧。
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 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维基百科）
然而，必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共产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差隔。-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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