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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2-09 | 来源: 林辉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了军事政变，逮捕了替毛效力的“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与此同时，亦开始对“四人帮”的追随者展开了清洗。
1980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作秀式公开审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根据后来披露的庭审记录，一起在北京军事政变之后的上海的未遂武装政变浮出水面。
王洪文承认意图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张春桥出庭接受审讯。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审判员共十五人。出庭的中共检方人员为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三人。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中指控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一事”，并首先对王洪文进行审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是时任上海书记，排名不同，后两人还兼革委会副主任。
王洪文承认在1967年接受张春桥的指令，在上海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提到张春桥曾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因此作为上海工总司头头的王洪文夺取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权力掌握在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手中。
王洪文还就自己对王秀珍等人所说的“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进行了解释，称是因为当时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的。至于说的“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则是一方面指上海的军队，一方面指北京的邓小平。
根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王洪文还在1975年9月，召集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开会，并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他还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张春桥对指控沉默以对
在庭审张春桥时，对于审判员询问的“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指示王洪文在上海建立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以及马天水等人的关于张春桥、王洪文将“民兵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完全脱离警备区的领导，不和军队发生任何联系”等问题，张春桥皆缄默不语。
不过从审判员的一系列问询中，可知在1976年6月27日，毛快死前，上海民兵指挥部申请发枪，但报告一直未批下来，马天水得知后，找到有关人员训斥，并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按照马天水的说法，之所以急于发枪，是因为担心在毛病重期间发生内战，因此需要加强民兵力量，提前做准备。
据说最后一次民兵获得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
徐景贤还作为人证出现在法庭上。他提到，1976年9月21日，毛刚死十几天，他借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件事，一是在8月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密谈后，丁盛觉得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而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张春桥等要有所准备。他还告诉张春桥，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徐景贤说张春桥听的很仔细，还问了一些问题。
几天后，也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从张春桥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博弈激烈，打仗也很有可能无法避免。
不过，被中共认为“在策划武装叛乱这个问题上负有主要的罪责”的张春桥，从庭审记录中看，并未承认所指控之事，基本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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