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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6-03-26 | 来源: 北青深一度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姜涛医生
每到春天，姜涛就迎来了他工作最忙的时段。由于春季是精神类疾病高发的阶段，平时稳定的病人总在这时情绪波动，新发的病人也常在这时出现明显症状，他的病人要比平时多15%到20%。
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数字：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4)》披露，我国精神障碍人群规模已达2.8亿，占总人口的20%。2024年，累计精神科门诊达2.4亿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达到6000万人。
伴随着精神类疾病的逐渐被看见，“精神病=疯子”的污名化正在逐渐消失，但在互联网语境下，新的污名化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抑郁症”成了一言不合就为自己找借口的“玉玉症”；对照网上症状，就可以今日鉴定自己是ADHD，明日评价别人为NPD……
在精神科当了33年临床医生后，姜涛始终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凌晨，他在联系抢救了两位自杀未遂的青少年后，站在住院部走廊，看着窗外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突然意识到，原来人们每天都在清扫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那时他就决定，一定要把自己经手的案例记录下来。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在《安定此心》这本书里，他在从医33年的诊疗案例中进行选择，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一方面，他希望这些案例能为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们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他希望大众也能从中窥见不同精神病患者的表现，正视他们，放下成见，并能对照自身可能出现的状况及时就医。
以下是他的自述。
同样是自杀，但病人不一样
1993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在20世纪90年代，大家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各地的精神专科医院还被称为“疯人院”，对住院患者的治疗大多以管理、看护为主，所以被分配到安定医院后，我的落差也很大。当时我留下，纯属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了五年合同，提前走人的话每年要赔偿三千元，五年就是一万五，而当时我的工资每月才三百多元。
而后来我留在这个行业，并且一干30多年，还是因为它带给我的获得感。有时候接手一些从基层医院或其他小城市医院转来的病人，他们的诊断时常不够准确，这时候，如果我能从症状中找到最重要的线索，让病人从那种老也治不好、家人也绝望了的状态中获得一点希望，然后经过治疗，病人真的好转，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其实在精神科当医生，也难也不难。不难是因为精神科总共就那几种疾病，医生根据病人的表现诊断，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失误，难是指书本讲的和临床实际表现并不完全一样，类似的症状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很容易判断错。
比如说，同样是自杀，有的是因为抑郁，有的是精神分裂症。思维障碍是判断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之间一个核心的鉴别点，抑郁症的病人，一般来说他们的思维逻辑没有问题，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突出问题是思维逻辑有问题，所以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特别低，思维也缓慢，而且会有自责的想法，比如说他们觉得“自己没用就该死”，或者觉得别人可能暗示让他去自杀；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障碍非常明显且严重，他们可能会觉得水里有毒，就不应该喝，然后他们就不吃不喝，把自己渴饿到濒死边缘，这叫思维障碍。因此看上去似乎病人表现一样都是想自杀，而且该病人也被多次诊断为抑郁，实际上他可能是个逻辑有问题的分裂症病人。
20世纪90年代，双相情感障碍叫作“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那时候我们比较年轻，就觉得给病人诊断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似乎听上去要比“精神分裂症”好听一些，结局也会好一些。那时候大家所说的“疯子”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这个病一般被认定难以康复，病人会丧失社会功能，当病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时，就好像这个人被判定了“社会性死刑”一样。-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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