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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2-02-06 | News by: 新浪读书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人物小传：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因生于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1895年，发起“公车上书”运动。1898年1月，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派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公车上书参朝政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使得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于是，康有为带领18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上呈联名书信。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做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此后纷纷成立，进而成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请愿方式，在辛亥革命以前一直成为部分革命者参政的主要形式，比如陈炯明和丘逢甲等人，包括后来成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
康有为在这次上书后渐渐崭露头脚，登上了政治舞台。“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梁二人发起了爱国团体——强学会，并将它发展成为声势最为浩大的民间组织，曾一度得到了帝师翁同、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可见其影响之大。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其家族为广东望族，理学传家，祖父康赞修是他最早的老师。后康有为又拜崇信宋明理学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因此，康有为在康赞修、朱次琦等人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宋明理学，并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而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康氏开始不再赞同理学当中的说教，他认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对于建功立业没有丝毫的用处，这种想法在其广泛阅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西学之书后变得越来越强烈。三年后，康有为离开了老师朱次琦，开始了自我学习的过程。在更为自由的学习环境和更加开放的思维模式下，康有为逐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当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这种感触表现得尤为强烈。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处于危亡的中国，并且选择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变革来完成对清廷腐败统治的改造。
1888年9月，乡试失败的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并要求变法维新，为此还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第一次向统治阶级亮明了实施君主立宪制改造的政治理想。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康有为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的政治观点造势，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其在1894年发表的《大同书》。《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说明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之所在。
其后，康有为更是组织了轰动一时的戊戌变法。变法中“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这些新政措施，使得变法成为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这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正是由于康有为的思想启蒙，使得辛亥前期的革命运动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这一方面来讲，康氏具有一定的功劳。
革命的前车之鉴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可见，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采取改良的方式，只有推倒重建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这给了民主革命者宝贵的启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受够了维新派三个多月的“胡闹”行为，愤怒终于爆发的她悍然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至此，刚刚实行了103天的变法凄凄惨惨地落下了帷幕。消灭维新派，在此时成为了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之外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当然，这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变法的始作俑者——康有为。
随着慈禧太后发出“务必捉拿乱党头目康有为归案”的严令，一时间北京城内风声鹤唳。在关闭京师九门，查封京津铁路后，以为维新派人士插翅难逃的大清三千兵马开始了挨家挨户地严密排查和搜捕。可是，当清兵团团围住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并强行闯入后，却并未发现束手待毙的康有为，而搜查北京城内其他地方的清兵亦未传来康氏被捕消息。
并非康有为会隐遁之术，其实在京城大规模的搜捕尚未开始的时候，康有为就收到了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由军机章京林旭密送的光绪皇帝的“衣带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康有为从此诏中读出了仅召见自己一次的光绪皇帝的倚重之情，也读出了政局大变的暗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的康有为当晚便悄悄离开了北京，此后，他开始了惊险刺激的逃亡之旅，当他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
康有为的“十一死里逃生”之旅亦是漫长的“保皇”生涯。康有为是借“保皇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于1899年7月20日创立在加拿大的“保皇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保皇乃可保国，保国才可保商保侨”的逻辑而得名。实际上作为公司，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虽略带滑稽色彩，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由于保皇会是在光绪帝被软禁的前提之下成立的，所以“皇恩浩荡”成为会中最具有吸引力的言辞表达。康有为由“皇恩浩荡”而延伸出的“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等承诺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
当时，革命派组织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同样在筹集资金，力图救国。但是“兴中会”的革命思想没有太大的实惠，革命派也从来没有给予会员有足够诱惑力的承诺，所以兴中会的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这也导致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
事实上，康有为并不是一个真正维护清廷统治的清朝遗老，到后期成立保皇派的时候同样如此，这是由他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理想造成的，他只是需要清帝的存在来实行立宪而已。但是，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落后的，与社会发展根本格格不入。
当康有为的种种“皇恩浩荡”的许诺成空时，其保皇论调逐渐被人唾弃。而此时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暴力手段和“民主共和”成为了最能打动国民之心的招牌。当然，这与康有为的“保皇思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一场论战不可避免。
保皇派穷途末路
在论战爆发之前，保皇会已经出现了失败的苗头，即便是保皇会的核心人物，也逐渐开始持不同的观点，相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思想慢慢转向了革命派，逐渐放弃了保皇的主张。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定居日本期间读了很多日文新书，被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此，梁启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在后期，梁启超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则更加频繁，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曾经的学生写信称其“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劝诫他在保皇之路上勒马。
康有为看到昔日得意弟子这封欺师灭祖的书信后怒不可遏。第一怒：40余岁的自己正值壮年，怎么可能激流勇退！第二怒：保皇派内部竟然开始了分化，出现了向革命派靠拢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将弟子纷纷遣散，不准各部再有革命之言论，确保保皇思想占据社会意识的主流。此外，会内的财政大权也被康氏牢牢控制在了手中。
没有任何悬念，康有为的这种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引起了会中多人的不满，保皇会当中的矛盾分歧也给了革命派实施攻击的可乘之机。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这两篇文章拉开了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大幕。在这种情况下，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
论战开始之际，梁启超出现了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的情况。此时他以长辈之名嘲笑《民报》主笔皆为浮薄少年，不懂革命流血之悲剧。只是论战后期，梁启超这种长辈口吻渐渐消失，其文章也理屈词穷了，甚至连语法文字都频频出错，这成为了革命派发难攻讦的缺口。在《民报》拒绝了保皇派的求和后，又乘胜追击，最终使得《新民丛报》停刊，持续近两年的论战以保皇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正因大势已去而陷入消沉的康有为在清政府主动实行“预备立宪”活动中再次找到了兴奋点。在看到自己苦苦求索的“君主立宪制”这么不经意间到来，康有为迅速地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以此期望民众继续追随自己的梦想。但此时的大多数人早已识破了清廷的腐朽和其惯用的伎俩，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才是可行的，于是康有为的计划再次破产了。
做孤梦的康有为在之后为反对共和制，曾一度与北洋军阀张勋联合起来复辟并拥立溥仪登基，乃至于最后成为历史中的一出闹剧。不过，康有为早期的政治活动在启迪民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以他为代表的改良派在一定意义上反衬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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