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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09-25 | 來源: 鳳凰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學，這是壹所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寄宿制學校。在政治或歷史課上，總是講述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我那時候小，不懂什麼叫叁次“左傾”，反正給我的印象就是犯錯誤了，那時候全黨都在批這個事，所以我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
博古幼子秦鐵（資料圖）
博古（秦邦憲）之子秦鐵，因突發心血管疾病於9月18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72歲。胡耀邦之子胡德華、胡喬木之女胡木英等前往吊唁。秦鐵，1940年生，1964年進入青島潛艇指揮學院學習，文革受到沖擊。後在天津遠洋公司工作，成為船長。
30歲的博古（秦邦憲）是壹位戴壹副深度眼鏡的高個儒雅男子。時至今日，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在中共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給人的印象似乎仍是模糊的。
24歲，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負責人的位置；28歲交出領導大權；39歲因飛機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遠停留在了1946年。
去年，筆者在中央音樂學院對面的壹家書屋裡采訪了博古的兒子秦鐵。回溯往事，考證過去，試圖追問出他心目中最真實的父親。
博古有叁女叁兒，前伍個孩子是博古與前妻劉群先所生，酷似父親的秦鐵是博古與第贰位夫人張越霞所生。
壹個犯錯誤的角色
父親原名秦邦憲，祖籍無錫。祖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父親是北宋著名詞宗秦觀的第叁拾贰代孫。
秦家在無錫分“河上秦”和“西關秦”，博古屬於“西關秦”，“西關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拾伍世祖，號稱“九轉叁朝太保，兩京伍部尚書”，可算“位極人臣”，江南肆大名園之壹的無錫“寄暢園”就是他開創的，400多年來壹直是秦家祖業，直到1952年獻給國家，所以寄暢園又名“秦園”。康熙、乾隆祖孫拾肆次下江南來無錫，就住在寄暢園。
父親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時曾經在無錫上私塾。1921他14歲時到蘇州省立第贰工業專科學校學習。蘇州工專畢業後，1925年9月他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親自給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父親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國共合作，上大黨組織決定父親去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黨部選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5年上海發生了伍卅慘案，當時父親才18歲，是蘇州學聯負責人。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全校學生聲討大會，並帶領20多個學校3000多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他那時正患肺病，登台講演時口吐鮮血，周圍同學很受感動，勸他休息。他說：“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
1926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國共產黨批准，父親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蘇聯時，按照當局要求父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譯“博古諾夫”。後來父親就用“博古”作為筆名。1930年父親回國，1931年3月團中央書記溫裕成由於貪污被撤職。1931年4月他任團中央書記，9月，因黨的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負責人之壹。
父親的“左傾”錯誤的確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但是研究中共黨史，不能不注意到“共產國際”。可以說，成也“國際”，敗也“國際”----壹方面，“共產國際”培養中共人才，給革命者信心，讓大家相信，工農兵組成的“蘇維埃”在俄國已是不爭的現實；另壹方面，“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某些不切實際的“遙控”和“命令”使中國革命吃夠了苦頭。共產國際你不能不聽，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壹個支部，你聽了就要承受後果。李立叁就是不聽共產國際的，不給撤了麼？你是個支部啊，就相當於現在中央與各省省委的關系，中央指示你能不執行麼？所以我們也不怨天不尤人。另壹方面，我父親是他們那壹代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歷史給我父親安排的就是壹個犯錯誤的角色。毛澤東的偉大，就在於他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壹向是：有理則聽，無理則不聽。
但是我父親具有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胸懷。母親說，你爸爸老說給黨造成這麼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我父親在中共柒大的發言記錄記著：“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壹’，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所以，在延安中共柒大他的發言檢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黨的諒解。這種磊落的人品，壹直被大家稱道。總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講：“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你長大要學你爸爸，他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麼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為黨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說這話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總、康（克清）媽媽、葉帥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紀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果我母親出差不在家，朱老總就把我們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飯。以示對我父親的懷念。
我在上中學時才知道父親是個犯了錯誤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學，這是壹所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寄宿制學校。在政治或歷史課上，總是講述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我那時候小，不懂什麼叫叁次“左傾”，反正給我的印象就是犯錯誤了，那時候全黨都在批這個事，所以我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
父親雖然犯過錯誤，但是他對黨還是做出壹些貢獻的，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父親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周恩來、葉劍英壹起，和國民黨反復談判，折沖樽俎，最終組建抗日統壹戰線，功莫大焉；恢復重建南方13省黨組織、組建新肆軍、營救被國民黨拘押的我黨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1938年創辦《新華日報》，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任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是黨的新聞事業奠基人。
60年後我采訪父親遇難目擊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親張越霞壹起到延安機場接父親。前壹天，母親告訴我說父親明天就要回來了。當時，父親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已經壹個多月了。第贰天，我跟著母親去延安機場接他。當時機場人很多，伍大書記去了肆人，只有周恩來不在，還有很多領導和群眾。
在談判和憲章起草過程中，因全國停戰協定、整軍方案以及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憲章原則、人權保障、和平建國綱領等決議的實現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飛和父親急於與中共中央商討堅持上述各項協定的辦法，冒著惡劣的天氣乘飛機回延安。被釋放不久的新肆軍軍長葉挺夫婦及其兒女、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以及王若飛的舅父----貴州省老教育家黃齊生等亦同機回延安。
那天天氣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兩點，我們聽到天上有轟隆隆的聲音，大家都說，來了，來了，但看不見飛機。因為能見度差，飛機無法降落，壹會兒就飛走了。壹直到傍晚，仍不見飛機的蹤影。大家說飛機可能會折回重慶或西安，過兩天天氣好了再飛回來。4月9號凌晨，美軍聯絡組給時任第拾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的楊尚昆叔叔打電話說，這架飛機沒有回西安、重慶，而是失蹤了。
黑茶山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壹個莊上村，張根兒老人當年是民兵隊隊長。他清楚地記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著雪，山下卻在下雨，給人感覺雨霧漫漫。當天下午聽到山上響了大炸雷似的聲音，都不知道怎麼回事。雨停了後，村裡壹些年輕人上山，看到有壹架失事飛機，著著火。他們回來後向黨支部匯報。當天晚上，村幹部開了會，因為敵我不分，決定第贰天壹早上山把那些遺體掩埋了。晚上12點多，壹個縣裡的同志來到他們這裡說，接到晉綏分區的通知，有壹架坐著我們黨領導人的飛機失蹤了，中央讓我們尋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撿到父親和黃齊生的兩枚圖章，確定了這是父親他們乘坐的那架失蹤的飛機。飛機在山西省興縣東南80裡處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爆炸起火，墜毀山崖。機上我方13人和美方4名機組人員全部蒙難。
張根兒老人2005年還健在，75歲的張老向我回憶說：當我們趕到飛機失事地點，慘狀目不忍睹，拾幾具烈士遺體分散在飛機殘骸肆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著殷紅血跡。他說，首先在飛機遺骸東西兩側較遠處比較順利地找到了父親和王若飛、鄧發和葉挺肆人的遺體，他們肆人大概是坐在壹起的，遺體都很完整。此外，因為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跡，就斷定是博古。後來，陸陸續續找出法幣、金條，還有些散落文件，有拾多麻袋。
遺體到延安時，參加接靈儀式的有3萬多人。4月19日，延安3萬多群眾在延安機場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我還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籃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摟著我哭……毛澤東親筆寫下“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和《向“肆八”烈士致哀》的悼詞。
延安追悼會結束後下葬時，母親讓我給父親跪下磕頭，我沒有磕。父親死的時候，我已是6歲的“延安娃”，因為6歲孩子對死不懂。我看那是個土包，心想給土包磕頭幹什麼。並不知道裡面埋的是父親，即使母親告訴我也不相信。後來母親打了我，我最後跪下，但頭還是沒磕。這使我後來感到非常內疚。
父親從1932年在上海與奶奶壹別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難，竟14年未能見我祖母壹面。父親不到9歲時爺爺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難，奶奶不得不變賣壹間祖傳的老屋來維持生活，父親兄妹叁人與奶奶相依為命。父親和奶奶分別後，常思念我祖母，但忙於革命工作卻14年未能再看壹眼老母。奶奶日夜思念著我父親，翹首盼著我父親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親卻杳無音信。因擔心他的安全，奶奶經常傷心落淚。直到臨終她都未見上兒子壹面。
父親遇難4年後，奶奶彌留之際，葉帥出現在老人的病榻前。“你來看我很好，長林（父親的乳名）呢？他為什麼不來？”面對老人的聲聲呼喚，葉劍英始終沒敢說出實情，只是安慰她：“長林工作很忙，他是領導，他來不了。叫我代替他來看看您。”
大姐秦摩亞，出生後便被送回老家無錫，寄養在親戚家，15歲時不幸被拐騙到肆川。她壹直盼望著有壹天父親能夠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卻是報上父親犧牲的消息。長大後，秦摩亞終身執教，退休前在北京師范大學當老師。
贰姐秦新華出生那天，正是《新華日報》出版的日子，為了表示紀念，父親給她取名新華。她學的是中醫，後來擔任衛生部科技司副司長，丈夫是李鐵映，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叁姐秦吉瑪與哈軍工的大學同學結婚，畢業後分到佳木斯，回京後叁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後來在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退休。
我還有兩個哥哥，都叫秦鋼。壹個家，兩個秦鋼，這在外人看來是很‘荒唐’的事情。這也是父親工作太投入的結果。當年在給贰哥起名字時，他已經忘了自己前壹個兒子叫秦鋼，所以起了個重名，以至於我們現在只能以大秦鋼、小秦鋼來區分他們。
我與父親長得很相像，我找到父親1912年的全家福，當時他5歲。在延安時，我們叁個孩子與父母親也拍了全家福，這是唯壹壹張父親與孩子們在壹起的照片，那時我也是5歲。這兩張照片壹對比，發現我們之間非常像。姐姐都說，活脫脫的，你最像。甚至前幾年為父親塑像時，他們就以我的樣子來雕塑的。
我和父親雖然住在壹起，但是父親和我們玩的時間並不是很多，印象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鷹捉小雞”。他對我們耐心很好，從來不會表現出不耐煩。還有就是覺得他特別高，那時候的延安，像他這樣1。82米高瘦個子的很少；他的笑聲也特別，很響，嘎嘎嘎的，爽朗，很遠可以聽到，我從小叫他“母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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