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其他的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一九四O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座谈会上，与会者争论得异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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