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楊家嶺革命舊址，是中共歷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發生地。延安文藝座談會距今已有柒拾年了，它對我國的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歷史的必然

　　壹九肆贰年伍月召開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應時而為”的產物。它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步驟，旨在解決當時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問題，使其自覺地為工農兵鼓與呼，使文學藝術形成有效的文化戰斗合力。

　　“整風”前的延安文藝界，在思想上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宗派主義突出；在行動上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相當多的作家、藝術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與描寫知識分子上面，而不願意接觸工農兵。

　　其他的不論，以“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的魯藝，就存在著種種不足。壹九肆O年後，魯藝有將近兩年左右的時間進行正規化與專門化的“關門提高”。具體表現在：美術系向西洋學習技術，畫構圖復雜、大場面的畫；戲劇系熱衷於演大戲和外國戲，演出《日出》、《鐵甲列車》、《帶槍的人》等大戲；文學系欣賞古典和外國文學作品，言必契訶夫，談必果戈理。魯藝師生在橋兒溝禮堂裡排戲，自己觀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諷刺說：“戲劇系的裝瘋賣傻，音樂系的哭爹喊娘，美術系的不知畫啥，文學系寫得壹滿害（解）不下！”從藝術培養的角度來講，“關門提高”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關鍵是不合抗戰時宜。

　　當時，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在延安文藝界的壹次集會上說：“打了叁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戰士英勇犧牲在戰場，還不知道姓張姓李，這是我們的罪過，而且還是你們文藝人的罪過。”他號召“前後方的槍杆子與筆杆子能夠親密地聯合起來”。

　　座談會上，與會者爭論得異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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