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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3-05-04 | News by: 一叶扁舟博客 | 有2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移民故事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一
1989年1月1日,我含着泪撇下还不满一周岁的双胞胎女儿,以陪读者的身份,来到了加拿大我丈夫就读博士学位的麦吉尔大学城市所在地----蒙特利尔,这座北纬45度冬季长达半年且素有冰雪之城美誉的寒带城市。
时值寒冬腊月,当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蒙城机场,我看到除了停机坪和飞机跑道的积雪被清除以外,四处是一片白雪茫茫。出了机场,看到满心欢喜冒出的哈气就能使睫毛结成冰柱前来接我的丈夫,我初识了这座冰雪之城的寒冬。
隆冬的蒙城几乎三天就下一场雪,五天就来一场冰雨,我从国内带来的俏丽的羽绒棉靴根本无法抵御这种气候。记得我穿着崭新的羽绒靴跟我丈夫去报名学英语时,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当口,我一脚踩在雨雪夹杂的积水里,冰冷的雪水迅速浸透了羽绒靴,寒冷立刻顺着脚趾传遍了我的全身,使我无法挪步,只得在丈夫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返回住处。
我缩在出租屋丈夫捡来的沙发上用毛巾捂着脚,看着屋外街道对面房檐儿上大串儿的冰柱,再想想自己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聋子听不懂别人说的话,突然变成了哑巴无法跟别人说话,从一种在国内积极生活精神上充实的状态中,突然坠落到了精神世界的最低谷,一股寒冷的泪水顺着面颊流进了我的心窝,眼角的泪珠也仿佛结成了冰串儿,我感到自己真的掉进了冰天雪地的寒冬。
为了生计我还来不及擦拭眼角的泪水,就毅然丢掉国内带来的那双俏丽的羽绒靴买了一双笨重却防水的棉雨靴,同时也不得不丢弃自己精神层面的支柱,和内心已经筑起的尊严而四处打工。
刚来蒙特利尔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在服装仓库包装衣服只要会说汉语就成的临时工作。临时工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以陪读身份来蒙特利尔的女性,大家每天在午餐时间谈论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陪读的这几年时间里如何多挣一点钱,如何节省每一分钱,这样回国后把加元换成人民币就能买几大件家电,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改善一番。姐妹们还相互鼓励地说,我们在国外这样抠门儿,就是为了回国后可以享受小康生活。
虽说国内当时的物质没有像加拿大这么丰富,但我们夫妻俩的工资也够我们每个月的开销,没有像现在这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心态,尽管我来到加拿大打工每月挣来的加元比我在国内的月工资高出十几倍,但我打工挣的钱是蒙市劳力工的最低工资,生活在这里,我们从心理上已经觉得处在了贫困线的边缘。这种由国内到国外从精神上到物质上形成的反差,更加让我感到我的身体随着蒙市这漫长而寒冷的严冬从骨髓里渗出寒冷。
我们这些以妻子身份来陪读的女同胞,大多数在国内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当临时工挣钱补贴家用。严酷的生活把我们都变得非常现实,那时我们经常奔走相告成群结伙地出入教堂义卖场所和Garage Sell。花25加分买一件旧呢子大衣就能抵御一个寒冷的冬季,花1加元买一个二手电话,就能跟国内的亲人通话。日子虽然很艰苦,但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艰苦是短暂的,大家都从心里企盼着尽早结束留学生涯,回到祖国去,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每个人都憧憬着回国后美好的生活。然而,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常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89年“6.4”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对当时所有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敞开了移民的大门,和我们有着相似经历承受着与孩子分离痛苦的留学生夫妇都递交了移民申请表,同时告诉我们成为移民最现实的利益就是解决与孩子分离的问题。当时我和我丈夫思念孩子的心情非常迫切,为了尽早和孩子团聚,我们和大伙一样借着这个机会向加拿大联邦移民局递交了移民申请。一年后我们的移民申请获得了批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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