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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4-28 | 来源: 一青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中发表“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赫鲁晓夫在此后的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得益于朱可夫元帅的大力支持，将马林科夫等反对者悉数逮捕。文革爆发后次年初，《人民日报》《红旗》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当时毛刘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同样是元帅的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一举动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忧，由此为贺龙悲剧式结局埋下伏笔。
1961年3月，贺龙与薛明在普陀山合影
作家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于贺龙惨死的过程有详细描述，在他看来“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然而在“倒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巧妙地当面保了贺龙，曾使“天真”的贺龙激动不已，其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林彪“五·一八”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11月7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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