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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5-04 | 來源: 李悟博客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1919年5月4日，在中國，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伍肆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為其奠定了思想基礎。這場運動距今已近百年，當年那些當事人和親歷者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們中許多人都在文章、書信和日記中記下了對那場運動的觀察、評價和思考，那些余溫尚存的鮮活記憶為還原壹個真實的伍肆提供了壹個很好的視角和途徑。
梁實秋（圖片來源：新浪讀書）
羅家倫披露伍肆內幕
據思想者博客介紹，羅家倫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與傅斯年等壹起出版《新潮》月刊，鼓吹新文化運動，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之壹。伍肆期間，羅家倫親筆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壹次提出了“伍肆運動”這個稱呼。
1931年8月26日，羅家倫向助手馬星野回憶了伍肆期間北京大學及學生運動的情形，幾拾年後，這段回憶才在台灣《傳記文學》公開發表。《傳記文學》在“編者按”中介紹了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本文系羅家倫先生於民國贰拾年口述，馬星野先生筆記，因涉及當時人物甚多，壹直未公開發表。頃承羅先生長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遺稿，特檢出自美國航寄本刊發表。羅女士為旅美經濟學家張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匱，編者謹致謝忱。”
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內容非常全面，記錄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伍肆內幕，是後人研究、了解伍肆運動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文章篇幅很長，下面主要介紹壹下其中兩個有意思的細節。
壹是伍肆運動的時間問題。據羅家倫介紹，他們原來准備5月7日率領群眾在天安門外舉行游行示威，因為這壹天是國恥紀念日，這樣做可以減輕學校當局的責任，對北大和蔡元培校長都會有所保護。
但壹個意外情況打亂了原定計劃，5月3日，清華學校舉行壹個紀念活動，北大的許多師生都去觀禮，羅家倫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鍾才回來。就在羅家倫等人去清華的這段時間，事情起了變化，報人邵飄萍來校通報了山東問題已經失敗的消息。在校的壹幫同學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叁院召集會議，先由邵飄萍報告消息，後由許德珩等人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後來參加過中共壹大的劉仁靜帶了壹把小刀，要在會場上自殺，還有壹位學生，也准備斷指寫血書。這次集會形成了壹個決議，決定第贰天（即5月4日）聯合各校同時行動，並在北大學生中推出贰拾名委員負責召集，當時不在現場的羅家倫也名列其中。
羅家倫等人從清華返回後，家裡的會議快開完了，決議也已經確定。羅家倫當時還埋怨許德珩，原來定好5月7日起事，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可埋怨歸埋怨，決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於是羅家倫也在決議上簽了字，並派代表連夜到各校接洽，約定第贰天下午壹點在天安門集合。羅家倫在文章中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當夜拾壹點鍾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壹個預備會議，當場舉出了叁個總代表，壹個是我，壹個是江紹原，壹個是張廷濟，並且當時推我寫了壹個伍肆運動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學印刷所去印了伍萬份，第贰天的早上，我們還預備了壹個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到下午壹點鍾，大家便齊集在天安門了。我們叁個所謂總代表，因為預備各種文件，壹直到壹點拾分才到天安門。”
第贰個細節是學生的旗子問題。1919年春，巴黎和會中國受辱的消息傳回中國後，北大學子義憤填膺，專門開會聲援中國代表團，並且還捐了幾百元錢，作為發通電的經費。通電發完後，電報費還剩下300元（1人民幣約合0.162美元）左右，於是便用經辦人的名義存在銀行裡，作為以後的活動經費。
決定5月4日起事後，北大的學生們便用這300多元錢買了壹些竹布，請書法研究會和畫法研究會的同學幫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這些旗子除發給北大學生外，剩余的都送給了別的學校，這便是伍肆運動中學生手中旗幟的由來。後來羅家倫專門解釋此事說：“當時大家疑心伍肆運動有金錢作背景，不然為什麼北大窮學生有這許多錢去做旗子呢？其實這個錢是打電報省下來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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