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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5-19 | 來源: 鳳凰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前央視主持人畢福劍“辱毛”事件持續發酵，作為告密的“受害者”，畢福劍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受到批評與指責，其私生活也受到侵犯，頻遭曝光。回溯中國歷史，告密文化源遠流長，作家安立志在個人博客撰文《告密與反告密的歷史線索》指出，“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告密在我國史書的記載，至少不晚於殷商時期。”並稱“應當指出的是，告密這壹邪惡的社會現象，並非‘中國特色’，是所有極權主義政權的通用伎倆，是他們把握權力、控御下屬的統治邪術。只不過在中國文化中，歷史更為悠久、體系更為系統而已。”全文如下。
因辱毛而遭口誅筆伐的畢福劍
壹
我國是壹個歷史悠久的國度，傳統美德“古已有之”，告密文化同樣源遠流長。據《辭源》釋義，“告密”是指告發人的秘密。其實，由於我國告密文化特別發達，告密壹詞還有告發、告訐、告奸等等的不同說法。
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告密在我國史書的記載，至少不晚於殷商時期。大約3100年前，“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裡（在今河南湯陰縣）。”（《史記》第1冊，中華書局，1959年，P116）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西伯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姬昌。這壹告密事件是高度政治性的。西伯姬昌收買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紂王又是這樣壹個暴虐無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鐵窗風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動的，統治者是被動的，也就是說，商紂王是因為崇侯虎的告密，才將西伯拘禁的。而在另壹事件中，則是另外壹種情況。周厲王叁拾肆年（前845），也就是距今2860年前，“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P10）周代商而起，才經歷幾代，就出現了壹個無道國君----周厲王。為了封住民眾的批評之口，他竟然找了壹個衛巫，專司告密之職。只要發現有誰對國王有不滿之語，密報王室，立刻人頭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國人只好“莫談國事”，“道路以目”了。在這壹事件中，統治者是主動的，告密者則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長，叁年之後，民眾忍無可忍，起而造反，厲王被迫流亡。這壹事件不僅形成壹句成語----“道路以目”，而且弘揚了壹句名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這兩起事件，我們毋寧將其視為孤立的、偶發的事件，真正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為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法律義務，來規范和要求民眾，則是戰國時期的秦國，其始作俑者則是壹向被我們稱為改革家的商鞅。周顯王拾年（前359），變法令下，“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資治通鑒》第1冊，中華書局，1956年，P47）將法律與軍事視為壹體，把告密與作戰同等看待，告密等同於殺敵，不告視為降敵，這大約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力度的告密法律。這樣的法令，將告密與連坐捆綁執行，剝奪了任何人獨善其身的生存空間。利用國家法律激發、調動、擠壓、強迫，以釋放人性深處最為邪惡、陰暗、狠毒、卑劣的成份，作為控制民眾、服務政治的手段，可謂前無古人！通過這樣的變法，秦國雖然國富民強，天下無敵，甚至在秦始皇手裡，席卷六合，壹統天下。然而，不僅這個政權國祚不永，贰世而亡，而且這個惡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間，因被他人告密，最終被秦人車裂（俗謂“伍馬分屍”）夷族，不得好死，誠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另壹個出台告密惡法的非漢武帝莫屬。這個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過是窮兵黷武，最終導致了國庫空虛。如何解決財政困難，也是通過告密。元狩肆年（前119），他下達了“算緡令”，即征收富商的財產稅。然而，不僅富商偷漏虛報、隱匿財產，而且還導致了壹些人的投機鑽營（放羊專業戶卜式成了愛國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晉爵），“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漢書》第4冊，中華書局，1962年，P1169）“告緡令”表面上為防止偷稅漏稅，實際上就是鼓勵民眾對隱匿財產者進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同上書，P1167）告密者能夠得到被告者壹半的財產，幾乎使所有的貪利者紅了眼，以致於告密者絡繹於途，不絕如縷。通過“告緡令”的實施，“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不過，其社會惡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商賈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媮（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同上書，P1170）這壹措施不僅沉重打擊了商貿業，而且損害了政府誠信，敗壞了社會風氣。-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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