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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5-05-22 | 来源: 澎湃新闻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1950年，沙飞因射杀日本医生津泽胜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此后，沙飞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革”期间，他的妻子王辉被群众指控为反革命家属，受尽艰辛。
直到1979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陈淑芬打电话找到沙飞的女儿王笑利，说很多人怀念沙飞，想搜集一些沙飞的材料。但王笑利有些顾虑，毕竟沙飞还没有平反，不知道能不能接受采访。于是，她去找父亲的战友罗光达，罗马上表示支持。王笑利又找自己工作的中学党支部书记谈，得到允许。陈淑芬的采访唤醒了她们的希望，自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为父亲平反的艰难历程。
改革开放后新闻摄影界百废待兴，1983年罗光达与蒋齐生共同创立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蒋齐生的夫人郑德芳在中国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是王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老战友。两人不时谈起沙飞，蒋齐生萌生了撰写沙飞传记的愿望。
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石少华，是蒋齐生的直接领导，也是沙飞以前的同事，在沙飞去世后，一直很照顾他的后人。石少华提出解决沙飞问题的三步骤：一是写文章，通过文章让人们认识沙飞；二是办影展，使人们对沙飞及其作品有一个感性了解；最后才涉及案子，一定要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王笑利得到了很多父亲老战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许多老同志谈起了沙飞的病情，这让她更加觉得沙飞当时是精神失常而射杀了日本医生。
1980年9月，妹妹王雁带着当年聂荣臻保健医生王钢大夫的信去石家庄，不过和平医院的院长和当年的经治大夫看法不一。军区总院崔吉君主任建议她们找三家权威医院出具鉴定：北京261医院、安定医院、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安定医院田祖恩主任认为这是典型的怀疑症，她们已经收集到的胡忠、杨瑞生、张荣志、姚远方、王辉、王达理6人的证明材料足够用。261医院科主任王亦鲁听过病状当即表示，可以打报告给中央，这问题能解决。
1981年3月，她们正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法院、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呈交了申诉书。7月，王笑利应邀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见到了曲华明院长、赵保杰庭长和康文审判员。曲院长表示，他认真查阅了沙飞在法院的档案，并将材料送到了261医院。医生主要根据原始档案做了诊断，包括沙飞出事后写的材料《血的控诉》、《给邓颖超的一封信》，看押人员的记录，办案人员的即时笔录等，最后内三科5名军医根据沙飞本人字据，认定出事时沙飞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不应负法律责任。
但是由于沙飞射杀的是日本医生，涉及国际关系的事情总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1982年发生了“日本教科书事件”，平反之事受到挫折。总政还将沙飞的问题发到外交部，请中国驻日大使馆做日本政府和津泽胜亲属的工作，向他们说明，按照中国法律，精神病犯罪不负法律责任，应予平反，以免我们宣布给沙飞平反时，他们可能会抗议。这意味着，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受伤害的日方家属态度很重要。
巧合的是，津泽胜大女儿田子鹤曾在八一学校上学，与沙飞的女儿王雁是校友。1982年3月1日是八一学校校庆，王笑利得知田子鹤要来参加校庆，马上写信叫妹妹王雁也来北京。她们一起给田子鹤起草了一封信。2月27日晚，她俩去王钢家，遇到从日本来的3个八一校友——田子鹤、安达勇、安达孟，以及子鹤当年的同窗好友王好为。她们与田子鹤见了面，王雁把带来的西红柿分给大家吃，还用彩卷给大家照了相。
沙飞的女儿们请求田子鹤理解，因为大家都失去了可爱的父亲。据王笑利的日记记载，田子鹤说：“我能理解，但我心里不平衡，旁人只知道他们苦，就不知道我们更苦吗？你们还有共产党管，我们有谁管呢？我们回到日本，为了我们4个孩子，妈妈要工作，还要背着弟弟去上学。大家为什么不替我想想。”虽然不平衡，但田子鹤表示：“这件事，当时我们虽在中国，但是你们中国处理的，我们没参加意见。现在你们中国怎么处理，我们仍不参加意见。也不要再找我们了，我们日本政府不会找我们的。中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你们处理与我们无关。”
3月6日，王笑利与曾任最高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瑞祥通了电话，他认为沙飞一案是明显错案，用日本人同意与否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继续申述，问题迟早会解决。12月28日，王笑利得到总政关于沙飞案处理意见的批复：“原判蓄意谋害根据不足。但考虑该案是一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又事过三十余年，现在对沙飞当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再做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比较困难。而且判决时也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因此，不宜作为错案平反。其家属子女如有受株连的，应妥善解决，生活如有困难，应酌情予以救济。”-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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