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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5-12-09 | News by: 自由亚洲 | 有2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口述：高诵芬（1918-2005），女，浙江杭州人。书香门第出身，自幼在家延师授读。年十八，嫁给同乡徐定戡（诗人、法学家），相夫教子，克尽厥职。回忆录《山居杂忆》被誉为“一部现代《红楼梦》”。
整理：徐家祯（1942-），高诵芬之子，语言学家、散文作家，曾任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等。
中共建政前，大量资本家在上海经营产业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知哪一房做官的长辈触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意思是大家已经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亲国戚的地位，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锣鼓声中，等待红卫兵上门
一九六五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对外面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六六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我家原来雇佣的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待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夜不停。又听见传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
杨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政府又变起脸来了？难道又要来一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里只有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教书，小儿子还在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在地下埋了金银财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在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怎么现在政府竟可以如此翻脸不认人呢？
不一会儿，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动，回家时看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脱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了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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