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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2-18 | 来源: 抗癌卫士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健康新闻 | 字体: 小 中 大
在我看来，她走得太快了。但是，她是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开的。她的死痛苦、凌乱也不完美，但死亡原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我之所以将她的故事告诉你，是因为我们也许可以开始为这个技术时代创造一种新的“死亡艺术”：直面死亡，终得善终。
母亲85岁前夕，在康涅狄格州一间安静的病房里去世。我的一个哥哥来到大厅，打电话给身在加尼福利亚洲的我说，赶飞机已来不及了。我们的家不太和谐，她的死绝非了无遗憾，但这种离开人世的方式已经“足够好”了，多亏她早些时候做出的抉择，尽管当时看起来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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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到去世前一晚，她始终躺在自己的床上，神智清醒，有自主意识，避免了大多数人所恐惧、很多人最后所遭受的痛苦：无法言语、毫无意识地奄奄一息、在重症监护 室里“被插上机器”、或经历电击除颤、徒劳无功地接受心脏复苏术的折磨；或在养老院痴呆地死去。母亲平静地去了，因为她愿意快速死亡，而非迟迟不能安息。
不 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母亲瓦莱丽·巴特勒热爱生活。19世纪中期，说法语的瑞士人和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开拓者驾着牛车“长途跋涉”在尘土飞扬的南非内陆，我 母亲是他们的后裔。她和我父亲杰弗里·巴特勒二十出头就离开非洲故土，浑身迸发着移民的活力，抚养着三个孩子（他们最终都搬到了加州），在美国建立起富裕 的生活。父亲成了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位业余艺术家，为卫斯理大学教员的书籍拍摄封面，还会在下午四点练习日本书法以及沏茶，风雨不误。
母亲 40多岁患上乳腺癌，在病情最凶猛、疗效最显着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药物治疗，两次乳房切除和化疗之后，她带上金黄色假发，编成经典法式麻花，像过 去一样，以漂亮女人的形象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即便是在80岁的高龄，她仍每天徒步两英里，用那台瑞士缝纫机缝制精致的女衫，料理花园，甚至亲手给露天平 台刷油漆。
父亲79岁那年得了严重的中风，丧失了独立行动能力，当时77岁的母亲便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长达六年。匆忙安装的起搏器强迫 父亲的心脏比大脑活得更有力，母亲只能看着他一年年陷入痴呆和痛苦之中。依靠药物，父亲的生命才得以维系，这让母亲痛苦地意识到，医疗保健的潜规则是最大 限度地延长病人生命和增加治疗费用。她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结果。
这样想的人不止她一个。2012年，在我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莱克研 究所和加州爱心护理联盟联合组织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0%的加州人希望死于家中，而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的比例更高。但事实上，从全国范围而言，只有不 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够如愿以偿。五分之二的人死在医院，可悲的是，五分之一的人死在重症监护室，在那里，死亡往往是痛不欲生的。在一个标榜自由选择的社会， 这种名不副实可谓骇人听闻。-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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