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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02 | 來源: 呼延朔博客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第50年，也是文革結束40周年，中國人習慣在逢伍逢拾對重要歷史事件做些紀念或者反思。尤其是對於文革這樣不但造成深遠影響，覆蓋多個領域，而且幾乎左右了每壹個當時時期個體命運的事件，反思就具有了更多的內涵，不僅限於勾畫復原歷史真相，還在於作為鏡鑒解剖當下，提供依據決策未來。
可以看到，圍繞文革這個概念與時間點，近來出現許多類似現象，從任志強引發輿論風暴當中被人指摘的所謂文革批斗做派，到“大字報”意味拾足的公開信事件，及至由公開信引發的管制、炒作等系列發酵效應，再到漸趨展開的討論、問答。壹個可以抽出供引申探討的話題是，在對文革的態度和評價上，不論是中共黨內還是民間，都出現了保守與激進的兩種傾向，而文革的開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概括為政治傾向的極端化表現，那麼在當下的中國，在當前的語境中，是否存在某種傾向過渡激化，以致裹挾民意，對中國現狀產生致命危險的可能性。
在3年前，習近平曾宣稱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和封閉僵化的老路，這被視為對保守派和激進派的明確回答。在2013年APEC會議上亦曾言明，“中國是壹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壹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也要穩妥審慎、叁思而後行。”
但明確的表態並不意味著挑戰的自動消失，思想上“左”“右”之間針鋒相對的愈演愈烈，官場上新例舊例凸顯的內部矛盾與分歧，網絡上壁壘分明的站隊等，其背後都可以看到相當數量與分量“民意”的存在。
而當“民意”被裹挾和鼓動之後，不管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勢必都會形成壹股力量以實現其訴求的變現，繼而對中國既定道路造成具有危險性的沖擊。
拿下周永康、薄熙來的政治聯盟，被認為是掃清了壹次“八壹九事件”式的政治圖謀。“八壹九事件”是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在蘇聯發生的壹次政變，當時壹些強硬的蘇共官員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太過分，因此試圖廢除其總統職務並取得對蘇聯的實際控制。盡管無法准確定性周薄聯盟的政治意圖，但是從媒體間所透露的信息看，極有可能是壹次危險的動作。雖然薄熙來發起的左傾運動式治理被消除，但同樣也證明其代表的傾向是具有市場的，至少在中共黨內不難找到擁躉和潛在的盟友。值得警惕的是，保守派勢力盡管不願意在話語權上表現的過於高調，但他們通常居於龐大的既得利益層中，其實際運作和調動的能力往往不可預期。
對於中央權威，其危險性可能是難以預料的。
而在另壹方面，有無可能出現壹個中國版的葉利欽呢？同樣不能否認這種可能，甚至要注意到這種“葉利欽式”的激進派傾向已經在廟堂和朝野之中獲得了可觀的孕育成長，同時因為他們在現時掌握著公共話語場域的強勢地位，他們的價值觀還對青年世代擁有難以估量的輸導和指引作用。
激進派要求政治和經濟的全面西化，這是中國經濟借鑒西方經驗獲得飛速發展的壹個必然影響，同樣也是中國政治的獨特性在經受全方位對比之後的壹個必然影響，當然，激進派聲音之所以得以快速鋪開，也不可忽視西方某些勢力著意的培養和感染。
以近年來公共輿論場域中盛行起來的“公知”群體為例。可以發現，盡管娛樂化思潮分走了很大比重的中國人的整體注意力，對公共事務能夠獲得的關注度和可能造成的思辨風氣形成壹定的消解作用，但這仍不足以掩蓋中國人的政治熱情。對“公知”動輒成百上千萬巨量關注的背後，凸顯的是年輕壹代正在對中國的現在與未來做出了某種自己的判斷和圖畫。
應指出的是，這些判斷和圖畫雖然看上去極具自主性和獨立性，但它們同樣可以在壹定的操作下得以實現，並最終變為所謂“民意”的產品，對激進傾向的裹挾予取予求。-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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