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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16-04-24 | News by: 惠风博客 | 有1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毛泽东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中共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干部谈话（图源：VCG）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着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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