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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24 | 來源: 惠風博客 | 有1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毛澤東 | 字體: 小 中 大
延安的重要高幹的家裡壹般都有中共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在范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員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同幹部談話（圖源：VCG）
王實味是受了伍肆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理想，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壹代左翼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時年贰拾歲的王實味在其就讀的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壹年後因與女友戀愛受到了中共支部書記的指責而不再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從1926年起，王實味開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1929年後，長期住在上海，有過壹本創作小說集和伍本文學譯著問世。1937年10月王實味來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幾年中譯述達百萬字左右。王實味個性耿直傲介，看不慣馬列學院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諛上壓下的種種表現，與他們的個人關系拾分緊張，但卻拾分尊敬張聞天、王學文和范文瀾（原任馬列學院中國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後任中研院副院長）。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由歐陽山任主任的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享受中灶待遇。
從1942年2月始，年屆叁拾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整頓叁風號召之鼓舞，陸續在《谷雨》雜志、《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計有《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王實味的上述文章，從內容上看，與丁玲、蕭軍、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壹致，只是更具尖銳性和批判性。
王實味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准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壹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壹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知識青年在延安感受到壹種完全迥異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氛圍，最令人振奮的是，在人與人關系上充滿著壹種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從國統區中小城鎮前來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覺得“卸掉了束縛在身上的枷鎖，分外感到自由”。壹首流傳在延安的歌曲真實反映了當年她們的感受：冰河，在春天裡解凍；萬物，在春天裡復生；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在“叁八”發出自由的吼聲……從此，我們……我們定要……打碎這鎖人的牢籠！
在這個時期，由於毛澤東的領袖權威還未最後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禮儀化色彩較為淡薄，毛澤東、王明、張聞天、朱德等黨的領袖穿著樸素，言談隨和，經常前往各學校作報告，前呼後擁的現象還不突出。除了“毛主席”這個稱呼已被叫習慣而繼續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領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為“同志”，無論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還是“恩來同志”、“博古同志”，都未聞有誰將“書記”、“部長”壹類頭銜與他們的名字相聯。集中在延安各學校學習的青年學生經常就馬列基礎知識和黨的領導人的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他們無限崇仰“兩萬伍”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壹到了自己的隊伍裡，就天真爛漫得很，虔誠到了家，對自己的領袖人物更是從心裡往外熱愛他們，壹想到烈士，就肅然起敬”。為了表示與舊社會壹刀兩斷，許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艱苦的物質生活非但未減弱知識青年的熱情，相反，在這種充滿平等精神的新環境裡，他們體驗到心靈淨化的崇高，對中共的政治目標產生出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在這個時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還比較自由，拾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壹度流行，壹些重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上行下效，“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壹項標記，使得理想主義的氛圍更加濃厚。-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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