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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4-26 | 來源: 東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郭沫若每每讓我想到余秋雨，作為文革時期的文棍之壹，新時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並公然宣稱替利益集團代言很正常。他們這種毫無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氣節可言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任何時代都能如魚得水。
1928年，36歲的郭沫若通過自己創辦的《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攻擊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壹同埋葬掉”，說魯迅“蒙蔽壹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還在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裡寫道：“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壹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於社會主義是贰重的反革命”、“魯迅是贰重的反革命人物”、“是壹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
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寫過《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說蔣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
1948年郭沫若發表措辭嚴厲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則是”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壹批作家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沈從文壓力很大，非常緊張，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後徹底告別了自己心愛的文學事業。
郭沫若隨便也報了壹箭之仇----1931年，沈從文發表《論中國創作小說》，認為郭沫若寫小說不行，喜歡“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只能寫詩，寫雜文，就是不能寫小說，因為他“不節制”的文風使他寫的小說壹無是處。
1949年12月，毛澤東乘火車出訪蘇聯，正值斯大林70大壽。郭沫若發表《寫給斯大林元帥70大壽》：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1953年，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下對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58年，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壹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聞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認為李白、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的定論，發表《李白與杜甫》，把留下千古絕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聖拖出來鞭屍：
“杜甫僅僅是記錄，作壁上觀，並沒有斗爭，也沒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統治，是改良主義，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統治。石壕吏為什麼不抓杜甫，這說明杜甫有特權，屬於地主階級。”
1955年，胡風問題由文藝思想之爭、宗派之爭被升級為與反革命集團的斗爭。郭沫若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和《請依法處理胡風》：
“像胡風這樣的人，他贰拾年來，壹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他主張對胡風及“胡風分子”們處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壹次國際會議上當眾朗誦：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評論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壹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壹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壹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壹、政治工作第壹、思想工作第壹、抓活的思想第壹，‘肆個第壹’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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