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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5-06 | 来源: 澎湃新闻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美国“汉学三杰”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知网上关于汉学三杰的文章
4月14日澎湃新闻刊发《孔飞力弟子忆先师：那一代美国汉学家，他培养的学生最多》，次日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云中上师）在微博上转发此文时评论道：“汉学三杰纯粹是个当代中国外行书评人创造的概念，却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贤还有名，值得用来写篇学士论文讨论下中国对西方汉学的民间想象。”
随后，另一位网友（@乾隆皇帝专属微博）补充道：“欧立德当年给Wakeman写的悼文中，已隐然提到了魏孔史汉学三杰之说，他当时用的词语是trio。这算是国产概念外销到北美学界后的冲击回应吗？”
这里说的汉学三杰是指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的呢？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刘东在《读书》2004年第6期发表的《舞蛇者说》中已经有“三杰”的提法。当时，刘东这篇文章是对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进行点评，由此牵引出了“三杰”的对比：
对于这类历史哲学问题，大家当然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在我看来，就连一些行家里手，包括在费正清之后并称“三杰”的美国汉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三位顶尖“讲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也同样在这方面见仁见智。史景迁似乎更沉迷于“故事”本身，一门心思要把它描摹得娓娓动听，往往一涉笔便能挤进畅销排行榜。不过这种丰富的文学魅力也有代价，那就是往往从中见不到作者本人的研究过程，因而也往往难被纳入历史学的知识增长之中。与之相反，孔飞力看来更关注“讲”本身，对于叙述者的主体性具有强烈而深刻的自我意识，即使不能借着这种讲述来说明自己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也要费尽思量找到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对这个知识领域的理解。由此写下的历史学着作，其妙处在于往往能够开风气之先，以一个的经典案例开出一种可供师法的范式；然则其短处也恰好在于，一旦要给往事压上如此重大的负载，那么能够讲出的故事必然寥寥，而且一旦自家的范式被后起的规范所取代，早先那种问题意识过强的历史分析，也可能同时被范式更新所牵累。所以，相形之下可以发现，在作为“行吟诗人”的史家和作为“先知”的史家这两种角色定位之间，本书作者魏斐德的选择似乎更其循着儒家“执两用中”的智慧：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向人们谈论往事，认定了惟有这件任务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使命；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职业化地意识到了，不管你把故事讲得多么周详完备，事实上它也绝不会当真周详完备了，而只能属于一个不断延续的研究过程，由此他讲出的故事又总有点间离效果，因为他总不忘详尽提供自己的研究线索，以便把进行此种叙述的理性根据交代给来者。
同一年，许知远在10月20日的《商务周刊》上发表《剧烈变革时代的巨蟒》，也是评点魏斐德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其中写道：
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柏克莱大学教授魏斐德不懈地将精力投在对戴笠的研究上，最终这位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有这种恐怖而神秘的生物才能作比他的主人公。
由此可见，美国汉学三杰的提法，在2004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2005年初，庄秋水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是这样评价史景迁的：“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
其后，顾思齐在2005年5月23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以下简称顾文），使这一提法更多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同一年，戴轶尘的《文化认同问题：史景迁视野中的清朝文字狱》（《社会观察》第9期）提到“汉学三杰”：“史景迁是当代美国的‘汉学三杰’之一，素以下笔如挥闻名，着作等身。”其中“下笔如挥”四个字，顾思齐文中也有。但戴文没有说明其他“两杰”是谁。2006年5月5日，刘东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题目是《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其中谈到美国汉学界的“清史三杰”，也引用了顾思齐的文章（《中国学术》总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2007年，马金生发表《试论史景迁的着史风格》（《史学理论研究》第4期），在文章注释中提到了顾文。2013年，王平的博士论文《魏斐德与他的中国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提到“三杰”时给出了注释，即顾文。-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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