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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06-01 | 來源: 中國青年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又壹個科學的春天，來了？
正在召開的科技界3個高規格大會——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頻頻拿來與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相提並論，與會者或談感受，或談期待，卻多離不開壹個話題，即下壹個科學春天何時到來、如何更快到來。
“國家領導人在呼喚整個社會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尊重科學家的創造，聽到這些，我有壹種強烈的感受，1978年又回來了！”52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義漢，在出席今天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會時如是說。
又壹個科學春天的到來，即是對科技第壹生產力的又壹次解放。在陳義漢看來，這意味著科技政策要進壹步松綁、科技環境要進壹步改善，以及科技體制要進行更為深刻的改革。
前不久，《關於加強和改進教學科研人員因公臨時出國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出國意見》）印發，其中提及備受科技人員矚目的“學術交流出國管理權開放”“學術交流出國天數根據實際需要安排”等變化，就是壹種政策的松綁。
“壹個很大的進步！”這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聽到這個消息後的第壹反應。
過去伍六年間，對金力來說，出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成了壹種“奢望”，他為了不影響學校工作，只好把鮮有的出國機會，“留”給與學校行政工作相關的出國活動，卻忍痛舍去了那些學術交流的機會。
對科研人員來說，國際學術交流至關重要。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研究員高福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科學研究需要創新，創新不是要達到中國壹流，而是要達到世界壹流，這就需要科研人員將科研成果帶到國際舞台上，向別人展示，與他人交流，其中壹個拾分重要的渠道，就是國際會議。
“有些國外的科學家，甚至不怎麼在實驗室待著，而是游走於不同的國際學術會議，不斷去亮明自己的觀點，也不斷地得到別人的反饋，從而不斷地修正他所建立的科學模型和理論。”高福說。
科技管理者並非不清楚這壹規律，棘手的在於，我國科研人員，尤其是壹些具有較高水平的科研人員，往往同時擔任著科研機構的院長、所長或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等行政職務。相應地，他們的出國天數、次數以及經費也要按照行政公務人員的標准來限制。
中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袁亞湘記得壹個典型的例子：有壹位中國科學家，擔任正部級職務，同時兼任壹個國際科學組織的領導者。趕上這個國際科學組織召開大會，這位科學家犯難了——因路途遙遠，加之其行政級別有出國時間限制，這位科學家只能參加開幕式，閉幕式就無法參加了。
“這是國外很多科學家無法理解的，他們甚至會誤以為，中國科學家‘早退’，是不是對他們這個國際科學組織不夠重視？”袁亞湘說。
2014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袁亞湘，和他所在的科協界別另外30多位委員，聯名寫了壹份提案，呼吁不要把科技工作者進行正常的國際學術交流的經費視作“叁公”經費去限制。
今年3月，袁亞湘再次提出關於進壹步寬松國際學術交流環境的建議，不僅重提2014年的呼吁，還進壹步建議，科技人員在出國次數、天數上，也應尊重學術交流的規律，以會議通知為准，而非硬性參照行政人員的標准，規定人數、次數和天數。這也再次引起科技部、教育部等相關部委的關注。
如今，科研人員出國政策“大變臉”，袁亞湘終於盼來了政策不再壹刀切的“好消息”。
根據《出國意見》，對於教學科研人員出國管理，要“實施區別管理”——
在因公臨時出國管理中，教學科研人員出國開展學術交流合作要與其他性質的出訪有所區別。單位與個人的出國批次數、團組人數、在外停留天數根據實際需要安排。
更令人欣喜的是，《出國意見》還提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因公臨時出國管理方面的兩項自主權，壹是將學術交流合作的具體界定職責賦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換言之，在因公出國管理中，哪些屬於學術交流合作，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界定。其贰是教學科研人員，出國開展學術交流合作的年度計劃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負責管理，由原先需要按外事審批權限報批，調整為報備。
這不失為又壹次的放權，又壹次的政策松綁。袁亞湘感受到的是“滿滿的誠意”。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讓他的呼吁有了階段性的“成果”——從政策層面來看，已經得到解決，接下來，就看能否落實到位。-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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