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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0-09-17 | News by: 三联生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大概在10年前，我没有忌口。在附庸风雅的美食圈，这可是大忌。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两场法国小产区葡萄酒的品酒会，最后一天，销售公司把晚宴安排在了前门的布鲁宫餐厅，我换了三件套准时赴约。上菜前，侍者问起我有什么忌口和过敏，我没看菜单随口答了句“没有”，余光中看到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当时的我20来岁，消化、代谢一切正常，没有吃不下的饭，那家餐厅又是北京当时最奢侈的餐厅之一，更没理由不遵循主厨的菜单尝一尝。
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忌，引来了那样的目光。我有个朋友，叫C君，他在美食圈工作了多年，一开口便点醒了我：“你知道忌口与过敏就像宣扬一种态度吗？”一言点醒蒙圈人，我直白地问，如何才能装得一手好腔时，他摊摊手，没有一本书会告诉你怎么做，你最好搞明白每一次食物的概念变革与运动（Food Movement）。我疑惑地看着他，心中默念“这可咋整”，独自干掉杯中酒。
第一次听说“农场到餐桌”的饮食概念大概是在意大利，当时距离他们举办世博会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在一家老派的豪华餐厅里，侍应生在我点菜时精准地告知了我每一种食材的产区，正当我疑惑为什么吃不到意大利特产帕尔马火腿时，他告诉我，托斯卡纳地区有自己的火腿，只吃当地食材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随后，我嚼着那片类似库巴的风干发酵火腿，品尝着当地的干烤蔬菜，感到一种拘束和失望。回到北京以后，我常常在点菜时问服务生，咱们家的食材都是本地的吗？常常得到的回复是，您点的拍黄瓜肯定是。
“农场到餐桌”运动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对应的是食物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并以最大的新鲜程度抵达餐桌。几年后，我在圣地亚哥见到了“土食运动”（Locavore）的先驱者，“多利松”球场的主厨，他说，从某种角度而言，“农场到餐桌”快把美国的厨师们逼疯了，这意味着你要想开一家摘（米其林）星的餐厅，就不得不经营一片自己的农场。当我问他如何应对这一头痛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放弃米其林”。
比“农场到餐桌”更为高级、苛刻的是“有机”，这个字眼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便有了有机的标准，直到90年代，法国人成立了有机农业组织，将其规范。2004年，纪录片《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播出，影片讲述了过度食用麦当劳对于身体的影响，于是快餐成为众矢之的，硅谷那些钟爱披萨、汉堡的年轻富人们率先接纳了这个变革的信号，成为“有机”的拥趸，自此标榜有机人格。
有次我去西雅图采访，走进一家全食（Whole Food）超市买果汁，随便走了一会儿就发现有机的昂贵：2颗猕猴桃8美元，6枚西红柿10美元，4颗白色的鸡蛋被整齐地码放在一个木盒里，上面铺着草屑。我觉得这很不环保，但看起来确实很新鲜，就像是母鸡刚刚路过超市下的一样。这4枚鸡蛋的售价是21美元，在Popeyes大概可以买3人份的炸鸡。朋友说，有钱的年轻人喜欢花这个钱，他们对没有有机标签的产品怀有偏见。我放下那盒鸡蛋，幻想着一只鸡得意地看着我。
我想到了脱口秀演员吉米欧阳讲过的一个段子，他说：“我现在登上了HBO，可还是买不起全食的有机产品，鸡肉的价格8美元一磅，天啊，美国的最低时薪标准可是7.5美元，这太不应该了，最可气的是，鸡肉的标签上还写着‘自由散养的鸡’，我住在一个廉价的公寓里，还有两个室友，我简直不是一个‘自由散养’的人。你知道商家还会讲什么，最快乐的鸡最好吃，简直胡扯，我只想吃掉那些绝望的鸡，这样我就不会太内疚，我只是帮它们来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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