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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06-28 | 來源: 紐約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美國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當性
PETER COY
2022年6月28日
“正當性是為失敗者准備的，”壹位政治學家曾說。這是壹個深刻的概念。在裁決中獲勝的壹方會很高興地接受它，不會去問原因。但失敗的壹方——無論該裁決是由籃球裁判還是最高法院做出——只有在他們相信裁決公平且符合規定的情況下，才會坦然接受失敗。
正因如此，美國最高法院的政治化令人擔憂。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中，失敗壹方的人們越來越感到正義沒有得到伸張。這對最高法院和整個美國民主來說是壹個可怕的局面。
“最高法院沒有權力執行其決定，”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法學教授丹尼爾·埃普斯上周伍告訴我。“它沒有軍隊。它唯壹有權力做的事情就是寫PDF文件，並把它們放在自己的網站上。”
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讓公眾接受其裁決是正當的。“壹旦失去了它，那什麼都有可能發生，”埃普斯說。“我認為這是對社會的根本威脅。”
埃普斯是正確的。根據壹種經濟學理論，是否遵守法律的選擇就像任何其他決定壹樣，是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但是通過個人經歷，你就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候，你可以撒謊、欺騙或偷竊而不受懲罰。但你還是做了正確的事，因為你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律的正當性，接受了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制定法律的人是如何被選出的。
我不打算深入探討周伍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中裁決的實質部分——該裁決推翻了羅訴韋德案。我只想指出，失敗者不僅僅是感到失望。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埃琳娜·卡根和索尼婭·索托馬約爾的感受遠不止於此，他們在反對意見中明確表示，多數大法官的裁決“損害了法院的正當性”。
索托馬約爾在12月的口頭辯論中更是直言不諱。“如果公眾認為憲法及其解讀只是政治行為，這個機構是否能夠頂著這種惡臭生存下來？”然後她自己做出了回答：“我不認為這是可能的。”可悲的是，這樣公開說出來，也是在損害法院的正當性。
對於失敗的壹方來說，導致該裁決的事件令其更加令人痛苦。2016年，時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阻止了就奧巴馬總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梅裡克·加蘭德的表決，他說這麼做的理由是該提名距離當年的總統選舉只有八個月。但在2020年，麥康奈爾加緊通過了特朗普總統對艾米·康尼·巴雷特的提名，最終確認投票就在當年選舉的前壹周進行。這讓共和黨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民主的建築卻被砸出壹個窟窿。
2018年，在參議院就其最高法院提名進行投票之前，布雷特·卡瓦諾努力說服緬因州共和黨參議員蘇珊·柯林斯，他不會對羅訴韋德案構成威脅。“羅案的裁決已經有45年歷史，它被多次重申，很多人非常關心它，我試圖證明我理解現實世界的後果，”工作人員保存的筆記顯示他在與柯林斯會面時說。他還說：“我是壹個不破壞現狀的法官。我相信穩定，相信‘九人團隊’。”如今，柯林斯說，她覺得自己被誤導了。
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類似於美聯儲。它的決策者都是不經選舉產生的技術官僚，他們使用晦澀難懂的方法和詞匯（最高法院使用“遵循先例”，美聯儲使用“零利率下限”）。他們所做的事情晦澀難懂，這使得公眾更加需要相信，無論幕後發生了什麼，都是光明正大的。然而，最新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在多布斯案之前的幾周，接受調查的美國人中，只有25%的人表示，他們對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當大的信心。這創下了近50年來民意調查的新低。
埃普斯說，如今的最高法院中，沒有人能像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樣，盡管他是由共和黨任命的，但他是獨立的，他的判例往往是不可預測的。肯尼迪於2018年退休。埃普斯說，與肯尼迪1988年加入最高法院時相比，現在“篩選要嚴格得多”，因此像他這樣的自由思想者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
在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似乎非常注重維護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印象。在多布斯案中，他投票支持密西西比限制墮胎的法律，但表示他會采取“更慎重的做法”，而不是直接推翻羅案判決。
就在多布斯案裁決的前壹天，最高法院推翻了紐約州對在家宅之外攜帶槍支的限制。在多布斯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各州限制公民行為的權利，而在紐約案中卻恰恰相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瑪雅·森說，這在墮胎權的支持者看來可能是前後不壹致的，但這正是普通共和黨選民所希望的。-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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