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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3-08 | 来源: 八点健闻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周秀龙律师的朋友圈里，一半以上都是医生。
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他没认识几个同行，却有数不清的“医生朋友”。原因很简单，作为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41岁的周秀龙投入大把时间，帮助想要离职的医护和医院打官司。
从2019年1月至今，他辗转三四十个城市，为上百位医护解决劳动人事纠纷。
他的服务对象大多是规培生、进修生和定向生，他们一旦与供职医院绑定劳动关系、签署协议，便很难脱身，面临动辄30~50万的天价违约金，甚至交了钱，证件依然被扣留。
面对医院的“霸王条款”和地方保护主义，一些想要离开的医护人员不惜铤而走险，抛弃档案，在求职市场中“裸奔”；或是到法院控告自己“吃空饷”，倒逼医院放手。无力与医院抗衡的医护，则无奈放弃解约的念头。
中国医护解约难题，是封闭公立医疗体系的特殊产物。新兴市场化与人才流动趋势，正一点点松动着政策框限。两股力量间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医院与医护的劳动人事纠纷常常以“一地鸡毛”作为结局。
医院展示出压倒性的社会权力地位，却又深陷普遍的、苦于留不住人才的困境。年轻医学生看来，基层医院福利再优渥，可能也不及大城市大三甲的普通岗位。在解约的道德风险中，他们走上了与医院“分手”之路。
在这个鲜为人知的法律领域，周秀龙代理过的医护人员解约案，往往是当地第一起。在他眼里，医院与医生隐秘的纠葛，也暴露出更宏观的制度性问题。
以下是他的自述。
医院的“霸王条款”
“哪怕毕业证不要了，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座谈会的会议室里，一位年轻女孩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2023年2月初，我正在外地，与想离职的医生们开座谈会。看着这个漂亮的“00后”女孩，我觉得既不可理喻又无奈。这不是我第一次提起类似诉讼，但很少碰到如此“决绝”的年轻人。
这位刚大学毕业的女孩，是中国西部一家社区卫生院的儿科“定向生”。临近毕业之际，按照当初协议，她应回到当地基层医院工作。但女孩不愿意，她在上海某药企找到了薪资更高的工作，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边境小镇，去更宽广的地方闯荡。
但协议在身，女孩不能直接离开。院方为了防止女孩“跑掉”，又扣下了她的毕业证和医师资格证。医院企图拴住她，女孩迫切要去上海入职——一来二去，女孩等不及，甚至已经准备好“档案工资什么都不要，只身去上海”。
一筹莫展中，女孩找到了我。与她同行的还有几位年轻医生，似乎都把我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次出差，我办了4件案子，当事人都与这位女孩处境类似 ：定向医学生不想留在基层，想解约，但院方扣留了他们的毕业证。
院方很强势。扣留毕业证是违法的，劳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定向生在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可以解约，提前30天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解约申请，卫健委会在接到申请的10个工作日内为定向生办解约手续。
这些协议院方都知道，但不执行。只要我一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拿国家政策说事——边远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较弱，医院想要留住人才，所以才会有定向生的政策。
医院认为，如果这次开了先例，往后则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搪塞拖延，一会儿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无法解除劳动合同；一会儿又说没有提交不履行职责的证据。
医院拒不执行的行为很普遍。
我接触过一位医生，离开西部的医院17年了，原单位一直不为他办手续、转档案。幸好他跳槽去的广东的医院不需要这些手续，只要他本人过去就行。
离职很久也不解约的情况，在别的行业也许不常见，但在医疗行业经常发生。为了逃离，医生们费尽脑筋。
我遇到过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离职后编制还留在老东家，离职一年后仍领着工资。医生没有办法，又刚好碰上纪委去老东家检查，就自己举报自己“吃空饷”。后来迫于纪委的压力，这家三甲医院才同意让医生正式离职。最后，这位医生将几万元工资返还给了医院。
除了用行政手段强迫医生留下，一些医院与医生签订的协议也存在“霸王条款”。-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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