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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12-28 | 來源: 端傳媒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極致的不穩定性讓經濟發展陷入某種成癮狀態，企業變得更想“輕裝前行”，而勞工則背負更多壓力、恐懼和不安全感。”
——作者：鍾山
“瑞幸咖啡爛手之痛”最近登上微博熱搜榜，東方網記者的這篇臥底調查報道揭示了瑞幸咖啡在高速擴張過程中造成的勞工問題，特別是瑞幸門店大量使用所謂“長兼職”咖啡師，他們大部分是做伍休贰或者做六休壹，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不超過200個工時，這種工作模式已經超出了“兼職”的定義，跟正式工無異，但實際上瑞幸並沒有與這些咖啡師建立勞動關系，而是發明“長兼職”這種名詞來降低雇傭成本和規避職業病維權風險。
從企業經營管理的角度來說，這或許是壹種精明的人力資源策略，但是這種增加勞動市場靈活度的做法會產生預期之外的社會後果。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從事兼職工作是批量制造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方式，隨著服務業經濟成為主流，兼職變成了壹個粉飾太平的問題詞匯，因為越來越多自願或被迫做兼職的人，實際的工作時間都超過原本預期或酬勞給付的時間。
而且，兼職工作的增加掩蓋了失業問題與低度就業問題，比如在德國被迫從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斷增加，卻制造了高就業率的假象。
中國的“臨時工”在勞動市場上，每個人都有淪為“臨時工”的風險，這是國家和企業有意為之，把工作不確定性轉移給勞動者承擔，進而制造越來越多不穩定的邊緣人。
中國的問題要比德國嚴重得多，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靈活就業人口的規模達到2億人，撐起了“零工經濟”新業態。這些人以勞務派遣工、日結工、學生工、外包工、獨立承包商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成為打工人中的贰等公民。相比於有“編制”的正式工，這些人的工作顯得很有“彈性”，這包含多種面向，比如企業可以根據用工需求的變化，適時降低工資；可以輕易裁員而無需付出代價；可以在內部調動員工職位，改變工作結構，並將反對力量與成本降到最低；可以輕松降低員工的技能需求。
2014年12月9日，中國北京，建築工人下班後乘坐公車離開。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這些彈性來源於裡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並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擴散到世界，它存在的托詞是為了留住投資與工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其本質是系統性地降低勞動者的生活安全，因此追求彈性是推動不穩定勞動者數量增長的直接原因。勞動彈性的特征之壹就是使用更多的臨時勞工，他們的成本具有優勢，工資較低，享有的企業福利較少，因而企業可以快速改變雇傭策略來適應環境。在中國的輿論場上臨時工往往是幹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錢，背最黑的鍋，成為正規部門推諉卸責的替罪羊。
在勞動市場上，每個人都有淪為“臨時工”的風險，這是國家和企業有意為之，把工作不確定性轉移給勞動者承擔，進而制造越來越多不穩定的邊緣人。早在拾多年前，國企就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員工，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把職校學生當成重要的勞工來源，這些現象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更多人在失去穩定的工作，開始以不穩定的收入維生，叁和大神“幹壹天、玩叁天”就是勞動市場惡化的真實的寫照。而且，大神現象擴散到全國，不僅在深圳，北京、蘇州、廣州、鄭州、杭州、武漢等主要城市都出現集中的日結工市場，為零工們提供最辛苦和低端的臨時崗位。
不穩定性也開始沿著階級結構向上蔓延，比如互聯網大廠的白領工作使用外包員工和實習生的比重提高，而且35歲到齡“畢業”成為行業默認的“規則”；高校“青椒”的工作狀況同樣在惡化，學術官僚把高學歷研究者綁在績效主義的戰車上沖鋒，模仿國外大學的“非升即走”制度淪為學校收割高級韭菜的鐮刀，每個職稱都設立准聘期，讓不穩定工作的年限從3年延長到6年，最高可達12年，達不到晉升標准只有離開。-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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