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招"疫情班"应届生,一种新的就业歧视出现
参加工作一个月后,许彤发现,和自己同届毕业的一个员工连最基础的建模都不会。连许彤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一瞬间,她的脑子里冒出一个猜测:“可能还是因为网课。”
类似的联想广泛地在人们脑海里发生。人类学学者袁长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年轻人群体,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身边的学生常常主动把自己归为“疫情期间上大学的一代”。这种身份认同指代了很多东西:比如上学期间缺少机会、没有办法享受大学生活、不比往届竞争力强,“他们自己也在嘀咕”。
疫情时期的大学生会失去很多实践机会/《二十不惑》剧照
在袁长庚看来,疫情是否真的带来了他们担忧的那些“缺陷”,还无法轻易下定论。但他确实感觉到这种身份带来的自我怀疑,“他们会没有自信,或者说是有更多的不安和焦虑”。
自我怀疑会形成一种思考的回路。前不久,袁长庚的一个研究生有些不适应读研的生活,两人交流时,学生就提到,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封校的一代”,没有太多外出锻炼的机会,遇到不顺就很容易有挫折感。
袁长庚很意外,“出了问题之后,他们会自己去回溯(到疫情),这个连接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而标签的存在,可能会遮蔽很多真实的问题。从身边做HR的朋友那里,袁长庚看到,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他们对大学生也会有一些想法或偏见,例如实操能力不强、过于脆弱和自我等等。一旦有了“疫情班”这种说法,不论是在HR还是应届生心里,这些本来存在的问题“可能就被放大了”。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比较害怕某一个标签或者身份被创造出来,因为它几乎无一例外地就会把人归因,然后做简化,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偏见出现。”袁长庚说。
标签化的评价,滋生偏见/《我的解放日记》剧照
如今,许彤已经工作近三个月了。入职之初,HR直接告诉她,因为她是在疫情期间读的大学,公司担心她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入职前几个月,许彤的工资会比其他同事低。
这是她终于得到的机会。在此之前,因为屡屡遭遇“疫情班”偏见,原本想在重庆发展的许彤,一度想要回家休养,“那段时间确实受打击比较大,我就想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家吧”。后来面试成功,即使HR提出了这个条件,她也想“好好干”。
入职一个多月后,许彤发现自己的工资涨了一千多。她打听了才知道,因为领导看见了她的能力,她的工资涨了回来,和其他员工持平。
“用实力说话。”许彤依然不认为自己和非“疫情班”毕业生有什么区别,“我甚至觉得我比他们优秀啊”。许彤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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