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举报老师猥亵后 获到八"盟友"

  心理上的创伤也难以愈合。每次看到校园性骚扰案件,韦楚翘都会想起自己的遭遇,心里的疑问不断冒出来,“是不是当初我给了他什么信号,让他误会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她反复回想两人相处时的细节,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她还会做噩梦,电梯里的情景再次出现,她看着徐锦城的脸越凑越近,难以承受的压力让她从梦中惊醒。


  和韦楚翘一样,段卉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追究。 在她看来,事情是在徐锦城的补习班里发生的,不可能会有监控,没有监控就意味着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报警有什么用? ”

  选择沉默的这些年,除非同学们偶尔提及高中生活,她没有再想起这件事。回看那段日子,段卉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是逃避了”,她刻意地忽略了这段经历,不去想起,也不去讨论。有时徐锦城还会给她发来消息,段卉都会统统删掉。

  改变是渐渐发生的。上了大学后,韦楚翘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由于自身经历,她也常常关注一些校园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例,她逐渐意识到受害者没有错,也发现自己完全有举报的权利。但那时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3年,她觉得即使站出来,也不会找到什么实质的证据,“没有证据,只依靠我个人的力量,就算我真的去联系警方、联系学校,我的证词也没有说服力了。”

  心态转变后,韦楚翘不再为难自己,曾经自暴自弃的负面情绪,最后只剩下愤怒和恶心。她不再避讳谈论这件事,有时,她和其他人聊天,会借着讨论一些话题的机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到了2016年,段卉在大三上学期去台湾(专题)做了交换生,独处的时间增加,她有了更多思考。随着见识越来越丰富,她发现猥亵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有。

  大学毕业后,她已经不会再删除徐锦城发来的消息,徐锦城在她的朋友圈下评论,或者跑来私聊她,她已经都能接受,偶尔还会简单地回复一下。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逃避了,有时也会想:“如果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徐锦城发给段卉的信息

  


  带头人

  “以后谁要是带头举报这件事,我也要站出来作证。”段卉曾跟朋友这么说过,最终,她自己成了这个“带头”的人。

  实名举报与曝光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段卉也曾有过犹豫。她现在是一名媒体工作者,自信对舆论有很强的承受力,只是有些担心人身安全问题。为此,段卉专门去找有过类似性骚扰举报经历的人了解情况,被告知除了一些电话和私信的骚扰,没有遇到实质的麻烦。后来,段卉又给自己找到了一条逻辑:这件事得到越多人关注,她越安全。

  家人是整个举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却也成了最先出手阻拦的人。段卉记得,在公开征集受害人的前两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妈妈突然提起了这件事,由于担心网络不可控,她希望女儿不要把经历公布出来。父亲也告诉她:“我支持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不支持你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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